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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的消费者

2026.09.17读书22135 字视频 3 · 参考 14

读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全书逐章精读

先问两个很小的问题。

明知道准点走没人扣工资,为什么还是坐在工位上不动?

明知道自己用不上,为什么还是在深夜把购物车清空?

这两个动作看着不相干,鲍曼说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一头是工作伦理,一头是消费美学。前者教你别停,后者教你别省。合起来,刚好够一个人把力气用完。

五周

在英国,一个人失业之后,要领到第一笔钱,得等五个星期。

这五个星期里他不能什么都不做。他可以申请一笔「预付款」,先把日子过下去。但这笔钱是要还的,从以后的救济金里一笔一笔扣。

二〇二〇年七月,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出了一份报告,标题很直白:《Universal Credit isn’t working》。报告里说,这五周的等待是申请人「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它「固化债务,加剧极端贫困,并且不成比例地伤害弱势群体」。

报告还提到另一件事。政府用这套救济系统追讨旧的税收抵免债务,一共六十亿英镑,扣款比例最高可以到标准补贴额的百分之三十。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欠了钱,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被扣走了。

报告的主席福赛斯勋爵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套制度的机制「不反映人们生活的现实」,它是「围绕一个理想化的申请人设计的」。

同年十月,《卫报》报道了一项研究:疫情开始后的三月到七月,至少二十九万人被拒绝发放 Universal Credit,约占同期申请量的十分之一。被拒的人里近半数是大学毕业生,三分之一从事过专业或管理工作。六分之一的人说,他们难以负担食物。

这些细节,是齐格蒙特·鲍曼那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最好的注脚。

鲍曼不研究英国福利制度。他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时 Universal Credit 还不存在。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恰好能解释这套制度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当一个社会不再需要穷人的劳动,它还需要穷人吗?

如果答案是不需要,那么救济就不再是一项投资,而成了一笔支出。支出的逻辑是压缩。

而这套压缩的技术,有一个很体面的名字:激励。

鲍曼其人与这本书

齐格蒙特·鲍曼,一九二五年生于波兰波兹南一个犹太家庭。他家并非正统教徒,不住犹太区。他是那个区唯一的犹太家庭,也是小学里唯一的犹太学生。

中学限额招犹太学生,全校四个,他是其中之一。学校的童子军不向犹太人开放,他和几个伙伴被孤立在「学校长凳犹太区」。他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尝到「被排斥的犹太人」的滋味。

一九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全家坐最后一列火车逃到苏联。他后来加入波兰军队,在科尔贝格战役中负伤,打过柏林。战后他一度是波兰军队最年轻的少校之一,也是共产党员。

一九五三年,他被突然革职。理由是他父亲曾到以色列大使馆询问移民事宜,而当时的政权持强烈的反以色列立场。他转去华沙大学读社会学,师从朱利安·霍施菲尔德,后来留校任教。

一九六八年,反犹运动起来。他被开除出党,被指为修正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失去教职。几个月后,他带着妻儿离开波兰。

一九七一年,他到了英国。从这一年到一九九〇年退休,他是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退休之后他反而写得更快,五十八本英文著作,大部分是退休后完成的。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利兹家中去世,九十一岁。

他写过《现代性与大屠杀》,把大屠杀放回现代性的框架里理解: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组织,让大屠杀成为可能。他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说我们时代的困境是人们行动的条件变化得比行动方式固化成习惯还快。

他一生的位置有点特别。他自称「一个矛盾的局外人」,说学界那套忠诚、程序、一致性,他一样都没有,而且他不介意。

中文世界给他的称号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评价是:「齐格蒙特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建立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原著出版于一九九八年,英文名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文版一百八十页,六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〇二一年出版,郭楠译。豆瓣评分 8.3,三万五千多人评价,四星和五星加起来超过八成。

书很薄,问题很大。

全书的地图

这本书的六章串成一条链,一环扣一环。

第一章讲工作伦理怎么被造出来,它解决的是工业革命早期的一个具体问题:怎么让不愿进厂的穷人进厂。

第二章讲社会形态怎么从生产者社会变成消费者社会,人的身份顺序从「先是生产者」倒转为「先是消费者」。

第三章讲福利国家为什么在这个转变中失去了经济功能,只剩下道德争议。

第四章是核心,讲穷人的定义怎么变:从「失业者」变成「有缺陷的消费者」。第五章把镜头拉到全球,讲过剩人口怎么处理,国家职能怎么从提供保障转向提供安全。第六章讲出路,也是最弱的一章。

这条链的每一环都扣得很紧。它要证明的是一件很不客气的事:贫穷不是自然现象,每一个时代都生产自己的穷人,而且生产的方式不一样。

生产者社会生产「失业者」,消费者社会生产「有缺陷的消费者」。前者是可以修复的,后者是身份性的。

在展开之前,先把几个核心概念摆出来。

工作伦理:一套把有偿劳动神圣化、把不工作道德化为罪恶的戒律。它在不同阶段服务不同目的:早期是强迫穷人进厂的工具,中期是社会整合的机制,晚期是替非穷人洗白良心的手段。

生产者社会/消费者社会:两种以不同轴心整合成员的社会形态。前者靠工作身份定义人,后者靠消费能力定义人。关键差异不在生产或消费本身,而在社会整合与规范管理的机制。

有缺陷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对穷人的特定定义。穷人不再是「不工作的人」,而是「无法参与消费的人」。

底层阶级: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把各种异质的贫困形式(犯罪、救济依赖、吸毒、单亲、辍学)整合成「完全无用且危险」的单一形象。

圆形监狱:边沁的建筑构想,也是工厂、救济院、监狱共通的治理原则:通过无死角的持续监视,使被监视者在不确定是否被观察的状态下保持服从。

中立化:使某些行为免于道德评价的过程。工作伦理在消费者社会里充当这个工具。

液态生活:鲍曼描述后现代精英生活方式的词。游牧的资本可以跨境移动,定居的劳动者受缚于土地,只能接受单向依赖。

第一章:工作伦理是被发明的

驱使人们去工作

第一章开篇就做了一件事:把一件我们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还原成历史。

工作伦理的核心有两句话:人必须通过别人认可的有价值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满足于现状是道德上的缺陷,只有持续工作才是正当的。

这两句话今天还在,只是换了说法,变成「人要自立」「不能啃老」「要有职业规划」。

鲍曼说,这套东西是被人有意识地造出来的,而且造它的目的很具体:工厂需要大量守时、服从、能重复劳动的工人,但当时的穷人并不愿意进厂。

为什么不愿意?因为工业化之前的工匠自己控制工作过程,自己定目标,自己安排节奏。进厂意味着把这些全部交出去。

所以工作伦理的道德说教,是用来填补一道裂缝的:把被剥夺了自主性的苦役,重新包装成崇高的道德责任。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第一章

这句话的分量在「摒弃」两个字。「摒弃」比「限制」重。限制是被动的,摒弃是主动的。工人放弃的是自己安排一天怎么过的权利。

接着是更狠的一句: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第一章

这就是流水线的本质。你做的事和你想做的事被切开,中间不留缝。

书里还引了密尔的一句抱怨:工人阶层不愿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鲍曼说,这个抱怨本身暴露了悖论:市场理性已经腐蚀了工人的奉献精神,而工作伦理的呼喊,遮蔽了昔日驱动工人超越市场理性的那种内在力量。

到了这一步,工作伦理就成了一种管理技术。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第一章

这段话读起来像马克思,落点不太一样。马克思关心剩余价值怎么被拿走,鲍曼关心人怎么被说服,相信被拿走的那部分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这一节的标题就是它的论点。

工业革命早期,穷人面前摆着的选项只有两个:进厂,或者饿死。这个二选一被人做出来了。

设计工具叫「最小化原则」:济贫院里的救济标准,必须低于外面最差的一份工作的工资。这样,穷人在济贫院里待着,会比出去干活更难受。救济的目的并非让人活得下去,而是让人不愿意在这里活下去。

这套逻辑还配套了空间与时间的管理。济贫院把家庭拆开,按性别和年龄分住;作息按钟点安排;进出要许可。它实际上是一所 pre-工厂:先把人训练成能按时上班的样子,再送进工厂。

边沁的圆形监狱是同一套思路的建筑表达。他从不指望犯人(或工人)爱上这里,他只需要制造一种别无选择的处境。

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

第一章

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工作」在工业社会里不只是谋生。它是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人在工厂里学会守时、听指令、跟不喜欢的人合作、忍受无聊。这些能力在工厂外也用得上。

书里还提到家庭。在家庭内部,丈夫和父亲被要求扮演监督或管教的角色,类似工头在工厂中发挥的作用。福柯说的规训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家庭的父权把秩序生产的压力,传导到圆形监狱触及不到的人群。

制造生产者

第三节讲的是「怎么把人造成生产者」。

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不只是换一份工作,是换一套时间感、一套生活习惯、一套对世界的理解。

农民的时间跟着季节走,工人的时间跟着钟表走。农民的工作有始有终(播种到收割),工人的工作是可以无限重复的。农民看得见自己做出的东西,工人看不见。

这个转变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学习和培训,而这种培训只能在工厂里完成。

书里有一句话很关键:工作伦理彻底否定了这场改革的对象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它在纸上作画之前先擦,把原有的字迹抹掉。

擦掉的东西包括:节日、闲散、季节性休息、自己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权利。留下的东西只有一个:按时到岗。

从「更好」到「更多」

第四节的转折很重要,它是通往第二章的门。

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争取的是「更好」:更短的工时,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条件。这是一个有终点的诉求,因为「更好」可以定义。

二十世纪之后,诉求变成了「更多」。更多没有终点,因为「更多」永远可以再更多一点。

这个转变没有经过工人的同意。鲍曼说,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完成的。泰勒放弃了道德说教,直接用经济诱因驱动工人:计件工资,多干多得。

工厂出卖的不再是美德,是金钱。

这一步的后果很深。它把工人对自由的渴望,从车间赶到了商店。你想自由,可以,下班之后去花钱。自由被重新定义为消费能力。

这就是第二章的入口:当自由等于消费,社会就不需要再靠纪律来整合人,它可以用诱惑来整合人。

第二章: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制造消费者

第二章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章。

鲍曼提出一个分期: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区分标准并非产量和消费量,而是社会靠什么把成员整合进来,靠什么维持秩序。

生产者社会靠工厂纪律和就业关系。你有工作,你就在秩序里。消费者社会靠消费选择。你买得起、买得对,你就在秩序里。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第二章

这句话是全书的地基。身份的顺序变了,评价人的标准也就变了。

这个转变有物质基础。书里给了一组数字: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九四年,欧盟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 30% 降到 20%,美国从 28% 降到 16%,而工业生产力每年还增长 2.5%。

技术把劳动力挤出来,同时把产出维持住。「精简」成为企业标准操作。

于是出现一个矛盾:圆形监狱式的那套训练,跟消费者社会的需求南辕北辙。前者训练人服从固定程序、重复动作;后者要求人不断切换、永不满足、持续寻找新的欲望对象。

一个社会如果还按老办法训练人,它训练出来的就是一群不合格的消费者。

书里对「消费者社会的理想成员」有一段画像: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永久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任何忠诚都附有有效期。

这段画像引了马克·泰勒和伊莎·萨里宁的一句话:「欲望不求被满足,恰恰相反,欲望永无止境。」

消费品的物理耐久性,成了商人最大的烦恼。理想的消费状态是: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之前替换新的猎物。

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消费品遍体写满了死亡警告,尽管用的是一种隐形墨水。

第二章

「死亡警告」这个词用得准。一件商品从被买回家的那一刻起,就在提醒你它快要过时了。手机的系统会变慢,衣服的款式会过期,家电会出新款。产品的物理寿命还没到,是社会提前给它判了刑。

所以消费社会的核心工业,与其说是制造商品,不如说是制造欲望。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第二章

这一句值得停一下。它说的跟广告多少无关,是不满被制度化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生活满意,他就不会买东西。所以系统必须让他一直觉得差一点。

接着是最锋利的一段: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第二章

「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这句话,把消费社会的困境说透了。生产者社会有标准:你是一名八级钳工,你的位置清清楚楚。消费者社会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你永远在追赶一条正在移动的线。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第二节讲工作本身怎么被改造。

生产者社会靠伦理学运作。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它引导延迟满足、长期积累、为将来做准备。你今天的辛苦,是为了十年后的安稳。

消费者社会靠美学运作。工作、商品、人际关系,都按照能否激发感受和体验的能力来排序。「有趣」与「无聊」成为最高判断标准,道德意义退场,审美意义接管。

后果是工作被分出了高下。过去所有工作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履行职责。现在工作分了三六九等:那些令人兴奋、有创造性、带来自我实现感的,是好的;那些单调、重复、缺乏挑战的,是差的。

这个分级看起来只是品味问题,其实很残酷。因为它把「你的工作有没有意思」变成了「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书里有一个对照。韦伯笔下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工作在本质上是道德问题,干什么都是侍奉。当代精英则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工作本质上是美学问题,干什么都得有意思。

鲍曼说,这两种观念对社会底层来说同样荒唐。因为底层既没有条件把工作当侍奉,也没有条件把工作当享受。

使命是一种特权

第三节只有几页,但很尖。

在消费者社会,工作变成了一种「使命」,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于是出现一种新的人: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工作狂,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投入,把忙碌当成身份。

鲍曼说,这种人不在奴隶群里,在精英群里。他们的忙碌是特权的标志,因为只有被需要的人才有资格忙。

这一段解释了很多今天的事。「忙」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我很忙」听起来像「我很重要」,闲下来会让人焦虑。

它还解释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最累的人不觉得自己被剥削,反而觉得自己被选中。因为「使命」这个词把剥削翻译成了召唤。

书里没有直接说这一层,但它把「使命是一种特权」当作标题,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使命留给少数人,大部分人拿到的是差事。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第四节是第二章的落点,也是全书第一次正面谈穷人。

生产者社会的穷人是「失业者」。这个词里藏着一个假设:受雇才是正常状态,那个「un-」是可以去掉的。所以失业是一种临时状态,会结束。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个词没有「临时」的意思。它是一种身份判定。

这个转变改变了贫困的体验方式。

在生产者社会,穷人的痛苦主要是物质匮乏: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在消费者社会,穷人的痛苦主要是「无聊」。

书里引了彼得·开尔文和乔安娜·贾雷特的研究,他们调查失业在消费者社会里的心理影响,发现受访者最常提到的词是「无聊」——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安排时间。

这中间有因果。消解无聊的手段(商场、游乐园、旅游、各种娱乐)都需要花钱,而穷人恰恰没有钱。所以穷人被双重排除:既买不起东西,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书里还有一层分析,关于污名的来源。贫民区的人无力抵御「不合格消费者」的标签,因为评价标准是从外部输入的,来自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社区不再供货。

杰里米·希布鲁克的说法是:消费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鲍曼还注意到一个结构性悖论:英国在撒切尔时代被公认为「经济成功」的典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认定的西方国家中穷人最穷的地方。

书里给了一组对比:英国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是意大利的五倍、爱尔兰的三倍;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是芬兰的六倍。

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购买力相当于日本精英阶层,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购买力低于任何其他西方大国的同等人群。

这组数字要说的,跟「英国特别坏」无关。它的意思是:经济增长和贫困深度可以同时上升。因为穷人被排除在增长之外,而他们的处境越糟,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不可攀,主观不满足感越强,羞耻与污名越深。

富人成为崇拜对象,理由跟践行工作伦理无关。他们被崇拜,是因为拥有无限的消费选择能力。书里的说法是:他们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

这就是消费者社会的道德结构:值得崇拜的不是勤奋,是选项。

第三章:福利国家为什么退场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第三章讲福利国家的兴衰,逻辑非常干净。

先说它怎么来的。鲍曼用的词是「多因素决定的」: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政治扶持;有组织的劳工需要保护自己不受经济周期冲击;通过缓和最严重的不平等来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度过不可控的经济冲击。

四股力量同时指向一个方向,所以福利国家在政治上几乎没遇到抵抗就建立起来了。

克劳斯·奥菲在一九八〇年断言,废除福利国家「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这在当时是一个真诚的判断,并非夸张。

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有一项硬功能:劳动力再商品化。通过教育、医疗、住房、营养等公共供给,它维持了一支随时可用的后备劳动力队伍。

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这件事任何一家企业都做不了。单个资本家需要健康的、识字的、听话的工人,但他不愿独自承担培养成本,因为工人会跳槽。所以这笔成本必须由公共财政出。

那时候的福利属于基础设施,跟慈善无关。资本家需要它,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

这套制度的设计者是贝弗里奇。他的核心思路是普遍性:每个公民无论贫富,在遭遇疾病、事故、失业、年老时,都有权获得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

普遍性这一条是关键。它废除了经济审查,使福利成为所有人的保障,而非专给穷人的施舍。

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因为普遍性才能维持政治支持。一旦引入经济审查,福利就变成「给穷人的方案」,而给穷人的方案在政治上永远脆弱:质量不断下降,中产阶级逐渐退出,转去买私人保险,剩下的人在越来越差的池子里。

书里还讲了一个细节:济贫院时代的「最小化原则」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今天它叫「防止依赖」,叫「激励就业」,叫「有条件性」。

福利国家的衰败

第二节讲衰败的原因。财政并没有先垮,垮掉的是功能。

理由是两条。

一条是产业转移。劳动密集的产业搬到了别处,本国的工厂关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书里举了几个例子:ABB 集团裁减五万七千名西欧员工,同时在亚洲创造就业;伊莱克斯全球裁员 11%,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德国五年内失去一百万个工作岗位,企业正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建厂。

另一条是技术替代。自动化、软件、算法,把大量岗位直接删掉。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第三章

这句话在今天几乎是常识,但在九十年代说出来,需要一点胆量。它意味着「把蛋糕做大就能让所有人都有工作」这个假设,在技术上已经不成立。

于是出现一个新的判断:

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

第三章

注意最后半句。「需求消失了」这五个字,把责任从个人身上拿走了。你不是不够好,是这个位置没有了。

资本获得了跨境流动的自由之后,本地劳动力后备军的维护成本,对企业来说就不再有必要。

书里还有一组对照,说明「成功」的定义变了。裁减一万个工作岗位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总经理,拿到九百万美元年薪;雷诺公司关闭比利时工厂之后,股价上涨 12%。

股东和证券市场认可的「成功」,跟就业增长完全脱钩。这跟道德败坏无关,是会计口径变了:人力是成本,成本下降就是好消息。

但社会不接受这个解释。因为一旦接受,就得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那些人怎么办?

所以出现了另一套说法:福利养懒汉。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第三章

这套说辞的功能,是把结构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翻译完成之后,削减福利就变成了替纳税人省钱,而非把人推进深渊。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第三节讲一个更微妙的现象:福利国家的政治支持,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消解的。

加尔布雷斯有个说法叫「满足的大多数」:一大批原本受益于福利国家的人,在自己成功之后,拒绝承认这份帮助,开始主张自立更生,反对福利支出。

书里举的例子是美国的平权行动。受益于平权法案进入中产阶层的非裔美国人,反过来成为废除该政策最有力的倡导者。因为承认自己曾需要帮助,会威胁他们对自身成就的叙事。

这个机制不只在美国。任何一代通过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租房向上走的人,都容易在成功后说「我是靠自己」。这句话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被选择性遗忘了。

马丁·伍尔科特有一句很冷的评论:这些主张「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历史上的瞬间——此时福利国家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没有完全消散,福利国家衰败导致的新的社会成本尚且不高」。

翻译过来就是:他们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然后把车门关上。

招致毁灭的成功

第四节讲消费主义怎么加深福利国家的危机。

消费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选择」。福利国家提供的是统一分配。这两件事在精神气质上是对立的。

对成熟的消费者来说,即使私人保险品质更差,也因为是「自由选择」而更受偏爱;被分配的商品无论客观质量如何,都因为缺少选择的仪式感而失去光彩。

书里有一句话,把这种心理说得很透:消费者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宁愿要一个自己选的差东西,也不愿要一个别人给的好东西。

这一节的标题「招致毁灭的成功」,说的是福利国家的悖论:它越成功,越显得没必要。因为福利把贫困藏起来了,中产阶级看不见穷人,就感觉不到需要它。

等贫困重新露头的时候,支持福利的政治联盟已经散了。

第四章: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

现代早期的欧洲,把穷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定居的穷人。他们有教区,有住处,有邻里替他作证。他们是本地的劳动力储备,农忙下地,工厂开工进厂。对这类人,救济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另一类是游牧的穷人。流浪汉、逃兵、被圈地赶出来的佃农。他们不在任何人的名册上,走到哪儿算哪儿。对这类人,英国的办法是鞭刑、烙印、绞死。

一六〇一年的《济贫法》,一七九五年的斯平汉姆兰补贴,一八三四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条线鲍曼只用几段就带过去了。他要说明的只有一件事:一个穷人有没有资格被救济,取决于他有没有被安置在生产体系里的位置。

有位置,他是「我们未来的工人」。没位置,他是「秩序的敌人」。

这个二分法在二十世纪后期又回来了。只是这回的分界线不在教区与荒原之间,在就业与失业之间。

鲍曼用「定居者」和「游牧者」这两个词,是要指出一种更深的东西:现代社会对穷人的耐心,从来不取决于他有多苦,取决于他离生产机器有多近。

从「失业」到「过剩」

第四节是全书最关键的一次词义辨析。

失业(unemployment)这个词,本身预设了一件事:有一份工作在那里,只是你暂时不在岗。它内嵌在「充分就业」的想象里,是一场有终点的等待。失业者还是工作社会的一员,他的身份是「暂时不在」。

过剩(redundancy)不一样。过剩意味着多余,意味着不再被需要,意味着没有回来的班车。

「过剩」与「失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被宣告为「过剩」的人,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第四章

鲍曼说,「过剩」这个词天然带一个方向。它通向废品站。

这个词换得很有讲究。一九七〇年代以后,充分就业从各国政策目标里悄悄退了出去。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不再被提起。技术进步的方向也变了:它不再替代体力,它替代人数。

于是出现了一整代人,他们的处境无法用「失业」描述,因为在他们被宣告多余的那一刻,那份工作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书里有一句很冷的话:他们不是「等着被重新雇用的人」,他们是「等着被忘记的人」。

「底层阶级」的浮现

一九八〇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开始流行一个词:underclass,底层阶级。

鲍曼指出,这个词描述的并非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收入低只是穷,穷还有翻身的叙事。底层阶级描述的是另一回事:脱离社会结构的那部分人。不参与生产,不参与消费,不组建家庭,不遵守规范。

这个词的麻烦在于它做了一件事:把一个结构性后果,写成了一群人的品性。

失业率上升是经济问题,底层阶级是道德问题。「他们」和「我们」之间从此有了一道不需要解释的界线。

鲍曼说,底层阶级这个概念最大的用处,是让人不必再问「为什么会有人掉下去」,只需要问「怎么把他们隔开」。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的用途,在这里调转了一百八十度。

在第一章里,工作伦理是把人拉进工厂的绳索。工厂缺人,伦理劝人上进。在第四章里,工作伦理变成了审判不进工厂的人的鞭子。工厂不缺人了,伦理改用来自证清白:我工作,所以我有德;你不工作,所以你无德。

工作伦理曾经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如今它成了一种道德审判的工具。它不再被用来劝人工作,而是被用来谴责不工作的人。

第四章

这一步很险。因为当工作机会本身在减少的时候,用「有没有工作」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德,等于把结构性的失败记在个人账上。

鲍曼说,这就是为什么新穷人比旧穷人更难堪。旧穷人穷,但他是被同情的一方;新穷人穷,而且他得为穷负责。

贫穷即犯罪

美国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改革,是这一章最实在的一个案例。

那年八月,克林顿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把实施了六十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改成「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名字里那个词是关键:临时。

联邦政府不再无限期为穷人兜底,领取有时限,且要求工作。这套改革当时的说法叫「从福利到工作」,听起来是给人出路。

鲍曼的看法相反。他认为这类改革真正的效果,是把「贫困」从社会问题转译成了个人失格,再把个人失格转译成治安问题。

同一时期,美国的监狱人口开始飙升。一九七〇年美国在押人数约三十万,二〇〇〇年前后超过两百万。这个数字的增长曲线,和福利支出的收缩曲线,几乎是对称的。

鲍曼没有直接说两者是因果关系。他只说,一个社会如果把穷人当罪犯来管理,那它迟早会发现,监狱比福利便宜,且更不受道德追问。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这一节的标题,是整本书的伦理落点。

鲍曼说,同情是一种有距离限制的情感。你看得见他,你才会心疼他。工业时代的穷人和富人是住在一座城里的,工厂在主街尽头,老板每天从工人身边走过。

到了过剩时代,穷人和富人不住在同一个空间里了。富人住在有门禁的社区,孩子在私立学校,通勤走高速。穷人住在城另一头,或者干脆不在城里。

空间一分开,道德义务就跟着断了。你不需要恨他,你只需要看不见他。

把穷人逐出视野,比证明他们不配被帮助要省力得多。

第四章

鲍曼说,这就是「逐出道德义务」的意思。社会没有变坏。它只是不再需要每天都看见穷人。看不见,就不欠。

第五章: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第五章把镜头从一国拉到全球。

鲍曼先讲了一段历史:十九世纪的欧洲,处理过剩人口的办法是往外送。英国把犯人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去美洲,把爱尔兰的饥民装船运走。那几十年里,数百万人离开欧洲。

这跟慈善无关,是泄压。国内装不下的多余人口,倒进空着的大陆。

殖民主义在鲍曼的叙述里因此有了一重经济功能:它是过剩人口的出口。母国的秩序靠殖民地维持,因为多余的人有地方可去。

这个出口在二十世纪关上了。殖民地独立,边界收紧,移民开始需要签证。

于是过剩人口第一次无处可去。他们只能留在原地,留在那个不再需要他们的社会里。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第二小节讲的是资本跑出去、人留下的局面。

二十世纪后期,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工厂可以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资金可以一夜之间跨境。但劳动力没有获得同样的自由。人可以流动,只是需要护照、签证、配额、语言,以及接收国的同意。

鲍曼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核心不对称:资本是游客,劳工是本地人。

资本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便宜的地方,人却只能待在出生地附近。

结果是一种奇特的分离: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繁荣,同时它的一部分国民变得多余。因为繁荣的那部分已经不在国境之内运作了,它只是账面上还挂在这里。

资本已经脱离了劳动的束缚,而劳动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原地。

第五章

鲍曼说,这让「本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变得可疑。政府可以刺激的只是国境之内的那部分,而那部分占整个经济活动的比重越来越小。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第三小节,鲍曼提出了他最有名的两个形象:游客和流浪者。

游客是有能力移动的人。他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因为他是来消费的。流浪者是被移动推着走的人。他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因为他是来求生的。

两者都在移动,但一个是自由,一个是被迫。全球化的图景,就是这两类人同时增多。

鲍曼说,游客的世界和流浪者的世界,共享同一个空间,却几乎不相遇。游客住在酒店区,流浪者住在城郊。游客看见的贫穷,是被整理过的贫穷。

这一节还有一个判断,关于「过剩人口」的规模。鲍曼没有给数字,他说的是趋势:当生产不再需要大量人手,全球范围内的「无用人口」会持续增长,而这些人所在的国家往往最没有能力安置他们。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第四小节讲的是转译。

当一个社会不再有能力或者意愿解决贫困,它通常会做一件事:把贫困重新描述成安全问题。

贫困不再叫贫困,叫「社会治安隐患」。失业者不叫失业者,叫「潜在的危险人群」。乞丐不叫乞丐,叫「影响市容」。

鲍曼说,这种转译有一个好处:它把「我们没做好」换成了「他们有问题」。前者需要花钱,后者只需要警察。

当社会问题被重新表述为法律和秩序问题,国家的责任就从「照顾」缩小到了「看管」。

第五章

他举的例子是城市空间的改造。长椅中间加扶手,让人没法躺下。天桥底下装尖刺。公园装高分贝喇叭,定时播放音乐,防止有人过夜。

这些设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驱赶任何人,它们只是让某些人待不下去。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最后一小节,是第五章的落点,也是全书最有名的一对概念。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承诺的是保障:失业有救济,生病有医疗,年老有养老金。它把钱花在人身上,把人当作需要照顾的成员。

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承诺的是秩序:它不保证你不掉下去,它保证掉下去的人不会爬上来找你。

鲍曼说,这个转向超出某一届政府的偏好。它是结构性的。当资本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国家也就失去了「投资于人」的经济理由。它剩下的理由只有治安。

于是预算的流向变了。监狱、监控、边境、警力在增长,福利、教育、住房补贴在收缩。这两条曲线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

国家不再许诺让公民过得更好,它只许诺让公民睡得更安稳。

第五章

鲍曼最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安全国家最终会发现,它买不到安全,因为它卖掉了使社会成为社会的那个东西。

一个不再对成员负有义务的社会,成员也不会对它负有义务。剩下的只有相互提防。

第六章:新穷人的前景

失去位置的穷人

第六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也是唯一一章允许自己往前看。

鲍曼先做了一个对比。在生产者社会里,穷人是有位置的。他是劳动力后备军,是「还没进厂的人」。这个位置给了他一个社会角色,也给了他一个未来:只要肯干,总有一天能进去。

在消费者社会里,这个位置没有了。穷人不能消费,因此不能履行社会成员最主要的义务。他不再被看作后备军,他被看作废品。

穷人曾经是「劳动力储备」,如今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

第六章

这一句是整本书的书眼。「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个说法,比「穷人」狠得多。穷只是没有钱,有缺陷是功能不合格。一个社会可以给穷人发钱,但它没办法给一个不合格的人补一个功能。

鲍曼说,这就是为什么新穷人的处境比旧穷人更绝。旧穷人缺的是资源,新穷人缺的是身份。

没有位置,也就没有道德义务

第二小节把上一章的话说完了。

鲍曼说,道德义务要靠理由维持,本能撑不住它。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花钱,通常因为他能回答「为什么」。过去这个答案是现成的:他们将来会工作,他们是我们的人,他们只是暂时不幸。

这三个答案在过剩时代全部失效。他们不会再有工作,他们不在「我们」里面,他们的不幸不是暂时的。

理由一断,义务就跟着断。

鲍曼说得很直:一个社会要长期供养一群人,必须能持续回答「为什么」。当答案不存在,供养就会停止,而且停止的时候不需要经过辩论,因为没有人会为一个说不清理由的东西辩护。

道德义务的消失,很少以残忍的方式发生。它通常以「没有理由」的方式发生。

第六章

这一小节里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穷人从「我们的穷人」变成了「穷人」。定冠词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类别。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最后一节,是全书唯一给出方向的地方。鲍曼在这里引了几位论者,也给了自己的判断。

第一个方案是奥菲的基本收入提案。克劳斯·奥菲的建议是:把收入和就业彻底脱钩,每个社会成员无条件领取一笔足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人不再需要用工作来换取生存资格。

鲍曼对这个提案的态度很谨慎。他承认它在逻辑上是对的,但也指出它会立刻撞上一堵墙:在一个仍然信奉工作伦理的社会里,无条件发钱会被读成「奖励懒惰」。工作伦理已经把「有工作」和「有德」焊在一起了,焊得太久,拆不开。

第二个方案更彻底,是从定义上动手。鲍曼引述的批评者指出:如果只有有偿劳动才算工作,那么养育孩子、照顾老人、料理家务、邻里互助、志愿服务,全都不算工作。而这些事一直在做,只是没有人给它发工资。

把工作等同于谋生,是对「工作」这个词的缩小。

第三个方案来自凡勃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他说人有把事情做好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不需要工资来激发,也不因为工资而增强。一个木匠把榫卯做严,不全是为了钱。

鲍曼用这个概念说明:工作伦理假设人本性懒惰,必须用报酬和惩罚驱赶。但凡勃伦的观察相反,人本来就想把事做好,是做工的条件把这份本能磨掉了。

第四个声音来自卡斯托里亚蒂斯。鲍曼在书末引了他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让人去工作,而是怎样让人愿意生活。

这句话是全书的收口。它把问题从「就业政策」挪到了「生活意义」。

鲍曼说,工作伦理的替代品是生活道德,懒惰担不起这个位置。生活道德的意思是把人的价值从「他生产了什么」移到「他怎样生活」。这个转移听起来软,实际上很难,因为它要求社会承认那些不产生 GDP 的活动也有价值。

他没有说这件事会实现。他说的是:如果不做这个转移,那么新穷人就永远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多。

四个现场

英国:五周之后

开头那个五周的故事,还有下半段。

二〇二〇年那份上议院报告之后,五周的等待没有取消。二〇二二年一月,英国有五百六十万人领取 Universal Credit,占劳动年龄人口的七分之一。

食物银行的数据更直白。Trussell Trust 是英国最大的食物银行网络,它公布的年度数字是:二〇二三/二四年度,共发放三百一十二万份紧急食物包,其中一百一十万份是给儿童的。这两个数字都是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三百一十二万份,意味着平均每天八千五百份。

设计这套系统的人并不恶。他们面对的是一套需要「激励」的模型:等五周,是让人在失业初期先自己想办法;扣款上限三成,是让人有还款压力。每一个环节都能在经济学论文里找到依据。

问题在于这些依据假设了一个有储蓄、有家庭支持、有备用方案的申请人。而真实来申请的人,往往三样都没有。

福赛斯勋爵那句「围绕一个理想化的申请人设计」,说的就是这件事。制度的毛病不在冷血,在于它按一个不存在的人设计。

美国:从福利到监狱

美国那条线更硬。

一九九六年八月,克林顿签署《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原来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被废掉,换成「贫困家庭临时援助」。三个变化:有期限,通常累计不超过五年;有工作要求;资金改成整笔拨给各州,联邦不再按人数配套。

改革的支持者说这是给人出路。数据是:现金救济的领取人数从一九九六年的约一千二百二十万,降到二〇〇〇年的约五百八十万,此后继续下滑。

同一时期,另一条曲线往上走。美国在押人口一九七〇年约三十万,二〇〇八年达到峰值约二百三十万。

这两条曲线的对称,鲍曼没有直接断言因果。后来的研究补了一部分。

社会学者埃丁和谢弗在二〇一五年出版《每天两美元》,用田野调查估算:一九九六年之后,生活在「现金收入低于每人每天两美元」家庭里的美国人,包括儿童,约有一百五十万户、三百万人。

这个群体在官方贫困统计里几乎看不见,因为他们没有现金收入,靠食品券和亲友接济过活。

这就是鲍曼那句判断的实证版本:福利退场之后,贫困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账面上消失了。

德国:哈茨四号

德国的案例,是「改革由左派政府推行」的典型。

二〇〇三年三月,施罗德政府提出「二〇一〇议程」。核心是把失业救济和social assistance 合并成一套「哈茨四号」,二〇〇五年一月一日生效。原来的失业金按工资比例发放,哈茨四号改成一个统一的、接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并附加强制求职要求。

施罗德在党内会议上的说法很出名。他说我们没有「懒惰的权利」,德国不能变成一个「集体休闲公园」。

效果确实有。德国失业人口从五百余万降到三百万以下,就业率上升,这一轮改革后来被称为德国经济复苏的起点。

代价也有。哈茨四号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低收入就业部门」:拿最低工资、靠政府补贴生活的人。这批人被称为 Aufstocker,意思是「补充领取者」。二〇一三年的一项统计显示,有超过一百三十万在职人员需要领取哈茨四号补贴才能维持生活。

社会民主党为此付出代价。二〇〇五年施罗德下台,党一度分裂,左翼党(Die Linke)从西部崛起。二〇一三年《明星》周刊的民调显示,百分之四十三的德国人认为哈茨四号不公正。

二〇二三年一月,哈茨四号被「公民津贴」取代,标准提高,资产审核放宽。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往回走一小步。

贝克尔那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没有哈茨四号的案例,因为书出版于一九九八年。但这个案例把书里的判断演示了一遍:当「工作伦理」成为政策语言,它对准的永远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那一端。

中国:三和与骑手

中国没有哈茨四号,也没有 Universal Credit。但鲍曼描述的那种处境,在这里能找到对应的现场。

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二〇一八年之后,「三和大神」成了一个网络词。日结工,一天一百到一百五,干完就歇。「挂逼面」五元,「挂逼水」两元,床位十五,单间五十。

学者田丰和林凯玄在那里做了半年田野,写成《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二〇二〇年出版。

书里写得很克制:这些人找得到工作。他们拒绝的是那种「一个月三千、每天十二小时、押一个月工资」的工作。

他们用日结换自由,用自由换掉了一切上升的可能。

二〇二〇年,三和人才市场被拆除,原址建了一个「奋斗者广场」。

另一头是骑手。王计兵,江苏邳州人,初二辍学,二〇一八年开始在昆山送外卖。到二〇二三年,他累计跑了约十五万公里,写了约四千首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他写了一首《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王计兵《赶时间的人》

这首诗二〇二二年七月被发到微博,阅读量超过两千万。二〇二三年二月,他的诗集出版,豆瓣评分九点一。

把三和青年和骑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是拒绝进入,一个是拼命进入。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在任何一个稳定的雇佣关系里,因而也都不在任何一个保障体系里。

二〇二三年,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八千四百万人,占职工总数约百分之二十一。这个数字里包含了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货运司机。

鲍曼说,「过剩」的人没有位置。这句话在中国要改一个字:他们有位置,只是那个位置不算「就业」。

中国的截面数字

书里的判断是普遍性的,要落地,得看数字。

居民消费率(占 GDP) 39.6%(2023 年);美国居民消费率 67.9%(2023 年);欧盟居民消费率 51.6%(2023 年);日本居民消费率 55.0%(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9 万亿元(+3.5%),2024 年;网上零售额 15.52 万亿元(2024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占社零比重 26.8%(2024 年)。

直播电商市场规模 5.8 万亿元(2024 年);直播电商用户 5.97 亿人(2024 年);双十一全网成交额,14418 亿元(+26.6%),2024 年;周平均工作时间 49.0 小时(2024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 元(中位数 34707 元),2024 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9542 元(2024 年)。

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98809 元(2024 年)。

这里有两组数字值得并排放。

第一组是消费率。百分之三十九点六,低于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整合,主要靠生产完成,消费还没接上。我们仍然更像一个生产者社会。

第二组是工时和收入。周均四十九小时,比法定四十小时多出九小时。低收入组一年九千五百四十二元,折算下来每月不到八百元。高收入组是它的十倍多。

把这两组合起来看,鲍曼的框架在中国会遇到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同时运行着两套伦理。一套是工作伦理,「勤劳致富」「吃苦是福」,用来组织生产;一套是消费美学,「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用来消化产能。

一个人白天被第一套要求,晚上被第二套诱惑。两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你还不够努力。

这可能就是这本书在中国读者里流传的原因。它讲的是别处的故事,却给了一套描述自己处境的语言。

别人怎么读

这本书一九九八年出英文版,二〇二一年出中译本,中间隔了二十三年。它在中国的传播,比在英语世界更热。

豆瓣上,中译本有超过三万五千人评价,评分八点三。这个分数在学术书里算高,在畅销书里算中等。短评里出现最多的词是「精准」「窒息」「被说中」。

一条三星短评写:「诊断非常准,药方基本没有。」

另一条写:「读的时候一直点头,读完不知道该干什么。」

微信读书上一条长评说:「鲍曼把我说不出来的那种累,起了个名字。」

也有认真的批评。学者刘昕亭在评论里说,这本书「谈及对策即刻捉襟见肘」:诊断锋利,方案软弱,最后的「生活道德」更像一个愿望。

百度百科的词条评价更直接:全书「过于悲观」,对基本收入制度的可行性「缺乏操作层面的讨论」。

英语世界的评价要平一些。Goodreads 上评分约三点九,常见的批评是「重复」「例子少」「像把几篇文章拼起来」。这最后一条不算冤——这本书确实是由几篇论文和讲稿整合成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接缝。

推荐语里,李骏写的是:

鲍曼把「穷人」从一个经济范畴,还原成了一个道德范畴。他提醒我们,当一个社会只用「有没有用」来衡量人,它最终会失去衡量自己的能力。

李骏

彭昉写的是:

这本书最锋利的不是它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是它对「工作」这个概念的拆解。它让人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作」,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

彭昉

四个容易被读错的地方

这本书流传太广,误读也多。有四处值得先说清楚。

第一处,以为鲍曼反对工作。

他反对的是工作伦理,那种把「有没有工作」当成「配不配做人」的尺子。工作本身他没有否定过。

他一九六八年被逐出华沙,一九七一年到利兹大学,一九九〇年按规定退休,退休之后又写了二十多本书,一直到九十岁。一个反对工作的人不会这样过一辈子。

第二处,以为消费者社会等于物质丰富。

鲍曼说的是整合方式,跟商品多少无关。一九九八年的英国,人均消费已经很高,但「穷」的感觉比战后初期更强。因为标准变了:过去穷是「不够吃」,现在穷是「买不起别人都在买的东西」。匮乏被重新定义了,从生存线挪到了比较线。

第三处,以为底层阶级是鲍曼自己的概念。

这个词是美国社会学界一九八〇年代的产物,鲍曼是在批判性地使用它。他的态度很清楚:这个概念有用,因为它指出了一个真实的现象;这个概念也危险,因为它把结构性的后果写成了人的品性。用的时候得知道自己在用一把双刃刀。

第四处,以为他给了方案。

他没给。第六章那几个提案,奥菲的、凡勃伦的、卡斯托里亚蒂斯的,他都是转述,没有说「就照这个办」。他唯一自己下的判断是「生活道德」,而那更像一个方向,不是一条路径。

还有一层是翻译的磨损。英文本里,redundant 这个词同时有「多余」和「被裁掉」两个意思,中译本作「过剩」,偏经济学,少了那点人事上的凉意。

flawed consumers 译作「有缺陷的消费者」,也偏软;按字面更像是「不合格的消费者」,而「不合格」在中文里比「有缺陷」更不留情。

术语的软硬,会改变一本书的体温。这本中译本整体偏温,读的时候得自己把温度调回去一点。

我的读法

三点。

第一,这本书的强项是命名,弱项是处方。

「有缺陷的消费者」「过剩」「底层阶级」「安全国家」,这四个词一旦被说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你会开始用它看新闻:某地清理流浪人员,是安全国家;某平台优化骑手算法,是过剩;某专家说年轻人不肯进厂,是工作伦理。

但它给不出办法。最后那节「生活道德」是一句正确的话,却落不到政策上。刘昕亭的批评是对的。

第二,它写于一九九八年,但它描述的世界在二〇一五年之后才真正成形。

鲍曼写这本书的时候,平台经济还没有铺开。他描述的是制造业外迁之后的失业,写到零工之前就停了。

但「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个概念,在推荐算法时代反而更锋利了:算法做的事,恰好就是把人按「能不能消费」分类,然后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价格。

第三,它的中国相关性,是双重的。

我们既在经历生产者社会的伦理,又在被推着进入消费者社会的逻辑。这两套东西本来应该是历时的,我们这里是共时的。共时的结果是,一个人要同时满足两套标准,而两套标准都不容易满足。

所以这本书在中国读者里引起的共鸣,可能比对它的原产地更强。它描述的那种「多余感」,在一个人口众多、竞争激烈、保障尚薄的社会里,是日常体验。

但它也有不适用地方。鲍曼的叙述里,国家是退场的,福利是收缩的。中国的国家没有退场,它还在深度参与经济。所以「安全国家」这个判断,在这里要打折扣。

读这本书的正确方式,大概是拿它的词去看自己身边的事。答案它给不了。

尾声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鲍曼在利兹的家里去世,九十一岁。

去世前两年,他接受过一次采访。记者问他,你写了这么多关于绝望的书,你自己绝望吗。

他说,不。他说他相信人身上有一种东西,是社会制度毁不掉也买不走的。他说不出那是什么,但他见过。

这段话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书。它也不太像鲍曼。他一生都在拒绝安慰。

但把它放在这本书的最后,是合适的。因为《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整本书问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他还剩下什么。

鲍曼不会答「他有尊严」,那太轻。他的答案是:他还剩下生活本身。而一个社会是否值得待,就看它认不认这件事。


附一 六章提要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工作伦理是工业化的产物,与人的天性无关;它的功能是让人服从工厂纪律;第二章,「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社会整合方式从「生产者纪律」转为「消费者选择」,穷人从后备军变成有缺陷的消费者;第三章,「福利国家的兴衰」,福利国家是生产者社会的产物,在消费者社会失去合法性,因为「选择」与「分配」在气质上对立。

第四章,「工作伦理和新穷人」,从「失业」到「过剩」的词义转换;底层阶级概念的道德功能;贫穷被刑法化;第五章,「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被困原地;社会问题转译为治安问题;社会国家转为安全国家;第六章,「新穷人的前景」,穷人失去位置即失去道德义务;出路在基本收入与「生活道德」,但两者都难以落地。

附二 关键概念

工作伦理,把「工作」本身当作道德义务的观念,起源于工业化初期对劳动力的规训需要;生产者社会,以就业关系整合成员的社会,人的身份由职业决定;消费者社会,以消费选择整合成员的社会,人的身份由消费能力决定;有缺陷的消费者,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在消费者社会里,这等于功能不合格;过剩,不再被需要的人口状态。与「失业」的区别是没有可以回去的位置。

底层阶级,脱离社会结构的人口类别。这个词把结构性后果写成个人品性;安全国家,只承诺秩序、不承诺保障的国家形态,是社会国家的替代物;生活道德,鲍曼提出的替代方案:把人的价值从「生产什么」移到「怎样生活」;工艺本能,凡勃伦的概念,指人把事情做好的内在冲动,不需要报酬激发。

附三 数字一览

5 周,英国 Universal Credit 首次发放的等待期;30%,英国 UC 行政扣款的上限比例;60 亿英镑,英国政府通过 UC 追讨的旧税抵债务总额;29 万人,2020 年 3–7 月被拒发 UC 的人数,约占申请量十分之一;312 万份,Trussell Trust 2023/24 年度发放的紧急食物包数量。

1220 万 → 580 万,美国现金救济领取人数,1996 → 2000;30 万 → 230 万,美国在押人口,1970 → 2008 峰值;300 万人,美国「每天两美元」以下人口估计(Edin & Shaefer, 2015);500 万 → 300 万,德国失业人口,哈茨四号改革前后;130 万,德国需要领取补贴的在职人员(Aufstocker)数量。

43%,2013 年《明星》民调中认为哈茨四号不公正的比例;8400 万,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约占职工 21%;21.3%,中国 2023 年 6 月青年失业率(16–24 岁城镇调查失业率);49.0 小时,中国 2024 年周平均工作时间;39.6%,中国 2023 年居民消费率。

附四 还能看这几个视频

四个都看过的里面,第一个最贴原书,第二个最省时间,第三个最会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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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量化员:《一小时精读(上):穷人怎样变成「多余的人」》,34 分钟,9.3 万播放。最贴原书结构的一版,第四章的「过剩」讲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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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叔的财智日记:《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精读》,36 分钟,10.6 万播放。偏梳理,适合读完书之后对一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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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猴说话:《消费主义是如何异化「新穷人」的?》,9 分半,17.2 万播放。节奏快,把书里最扎人的几个判断挑出来讲了。

另外两个可以当补充:竹竹暴风雪《为什么有人即使不缺钱,也不敢辞职?》(BV1Nugw63E9a,18 分钟,52.9 万播放),讲的是工作伦理怎么内化成不敢停;认知进化的 Eleven 那一版(BV1HFE161Ess,21 分钟)更接近通识课。

附五 参考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