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举人,记了五十一年天气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五日,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一个四十八岁的举人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那天离朝廷下诏废科举,只过了几天: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写这段话的人叫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又自号梦醒子。这一年距他中举二十一年,距他最后一次会试落第两年。
举人的位置
刘大鹏生于一八五七年,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科举这条路分三级:先过院试成了生员,再过乡试才是举人,举人进京会试中了才叫进士。他走到第二级,一八八四年中举,此后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〇三三次进京会试,都没中。
会试不中的人要吃饭。他从一八八六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一户票号商人家里坐馆,教了将近二十年书。主家姓武,做票号生意,晋中一带那几年银号最旺,商人家肯为子弟请先生,束修不算厚,逢年过节另有礼数,日子过得下去。
举人这个身份在地方上是管用的。修桥、修庙、办学、调停纠纷,都要有几个有功名的人出面。他修过晋祠的殿宇和附近道路,办过晋水的水利,为苛捐杂税写过呈文。一九〇八年山西省谘议局成立,他被太原县推为议员。民国以后当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公款局经理。一生没做过官,但在县里说话有人听。
这样的位置靠两样东西撑着:一是功名,二是能教书写字。功名给名分,教书给饭钱。科举一废,头一样没了凭据,第二样也跟着松动。
诏书下来后的十月
废科举的诏书下来,他连记了几天,一天一条,句子都不长。县里认识的人见一个问一个,问的都是同一件事,他坐不住。
十月十七日:「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十月二十三日那条最长。他前一天到县里去,听见同人都在说这件事,回来把话原样抄进了日记,连「将如之何」这种口气都没改: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畯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这段话里有个细节值得停一下。他说本县学堂已经办了三年,月考一直没有停,这个月停了。学堂办起来,原先靠教这些学生吃饭的人,反倒在这个月断了来路。
隔了十一天,十一月三日又记一条,短得像叹气,全文只有十八个字:「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失馆,就是丢了教书的差事。纷如,一个接一个。他用的词都很实:生路、无业可托、失馆、谋生,没有一句是拿道统说事的。
两个月后还有一条:「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舌耕,是靠嘴吃饭,指教书。有田产的还能撑,只靠教书的没处去。
反对里的观察
刘大鹏后来常被归到顽固派里。他自己提过这个称呼:「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
把他当成一个只会哭旧的老人,容易漏掉几件事。他留下的这本册子,比「顽固」两个字复杂得多,里面有害怕,有算计,也有对自己那一套的怀疑。
头一件,他反对的理由里有具体的观察。十月二十三日那条写得很清楚:本县学堂办了三年,成效未见,月考一停,读书的人立刻没了去处。他看见的是同一个县里,新学堂没能接住旧学生,而不是一句「西学东渐」的感慨。
第二件,他担心的东西后来部分应验了。十一月二日那条,他说的是十年以后的事,语气已经不像在议论,更像在断定:
科考一停,士皆趋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
乡间私塾一散,能读能写的孩子少了。梁启超一九一五年评论新式教育,说它「使得全民不识字」,讲的是同一件事。
第三件,他自己动过。一九一四年以后,他回到家乡太原县,当过县立小学的校长。学堂是新东西,他去做了。还经管过小煤窑八九年,种过地,主持修过晋祠。制度换了,他换一个位置继续过日子。
真正让他难受的,是新学来了以后,他这类人在里面没有位置。旧学问的用处是教人考试,考试没了,教书先生的手艺就只对少数人有用。
日记的内容构成
《退想斋日记》从一八九〇年前后记起,记到一九四二年他去世前五天,前后五十一年。中间缺失十年,现存四十一年。
这五十一年跨过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北伐、抗战。别人的历史分成好几段,他的日记是连续的,一天接一天往下写,中间没有断点。翻这部日记,看的不只是某一年出了什么事,还有一件事从传言到落地,在一个村子里走了多久。
这五十一年里,科举占的篇幅很小。日记里最多的是别的东西:气候、水旱、祈雨、农作的早晚、粮价、雇工的工价、赋税、差徭、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哪年春天旱,哪个月麦子多少钱一斗,谁家办丧事花了多少,短工一天挣几个钱,他都记。用的是半文半白的句子,夹着晋中方言。
这些条目在废科举那年照记,在清帝退位那年照记,在日军进山西以后也照记。一九三八年有一条,记日军在村外挨了打:「今日午前红、日两军在黄楼沟口外开战,红军用枪击毙日兵三名。众闻日军受伤,莫不喜欢,可见众恨日军之甚矣。」
他并不闭塞。日记里记着每日读报、与友人通信、参与地方事务。一九一五年有一条:「阅本月初六日《申报》……欧洲各国仍然剧战。」一个太原县赤桥村的举人,靠一份上海的报纸知道欧战打到哪一年。他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知道那些事离他的村子很远,仍然认定脚下这套东西不该拆。
这几年做气候史、物价史的人,常拿这类日记当原始材料。官册记的是税额,日记记的是收成,两套数字对不上时,日记那边更接近地里的实情。
官修的书不记一斗麦子的价钱。地方志记的是建置、职官、选举、列女,赋税只有总数。一个县一年收多少粮,写在册子上;一个短工一天吃几顿,没地方写。刘大鹏补的就是这一块。五十一年的粮价连成一条线,能看出丰歉、灾荒、战事怎么落到一户人家的饭桌上。
版本的差别
手稿藏在山西省图书馆,是这部日记唯一的原稿。二〇二四年由三晋出版社影印出版,二十八册,三百五十万字以上。
此前通行的是乔志强选辑的标注本,一九九〇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约四十八万字,只是其中一部分。相差七倍。那个选本一出来就受到学界注意,此后以这部日记为核心史料的论文成批出现,沈艾娣写《梦醒子》用的也是它。二十八册的影印本摆在图书馆里,能翻开的人不多,多数读者接触到的仍然是那四十八万字。
选本只能摘,全本是一天一天的全部。少掉的那三百万字里是什么,要翻过全本才知道。对研究者来说,选本够用;对想看清一个人怎么过日子的人来说,只剩一天一天的原文。
英国学者沈艾娣以这部日记为材料写过一本书,叫《梦醒子》,副题是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一生,年份标在一八五七到一九四二。一个山西村里的举人,因为日记记得够久,成了英语学界认识华北乡村的一条通道。
记录的价值
日记里有一句:「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
心若死灰是真的。写完这句,他还是起来,去做那件他说的「实在功夫」。一个人把话说尽了,天亮了还得吃饭,还得去县里办事,还得给东家写信。
也有人说,一部日记不过是一个人的视角,偏见太多。这话对。他对新政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学堂、铁路、剪辫子,没有一样说得上话。拿他的日记写清末民初,得先把这层滤一遍。
可也正因为偏,它留下了另一样东西:一个不接受这个时代的人,怎么一天一天把它过完。这比一份立场正确的记录难得多。
这部日记值钱的地方,不在他站对了哪一边。他站的那一边,后来是输的。值钱的是他把身边的事按天记了下来,一天不落,记了五十一年。天气、粮价、谁家娶媳妇、哪个庙祈雨,这些事在正史里一个字都不会有,在他的册子里一天一行。
一个人一生写的字,多数会散掉。他的没散,因为一直在写,写完就存着,一存五十年。存到后来,这些纸比写它们的人重要得多。
停笔的那五天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日,刘大鹏去世,八十六岁。那年头活到这个岁数算高寿,日记停在五天之前,最后那几行字迹如何,选本里看不到。
那五天里他写了什么,选本里没有。手稿在山西省图书馆,二十八册,要翻到最后一册的最后几页才知道。一个记了五十一年的人,最后停在哪一句上,这件事本身值得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