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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不敢走的车,和一个没处商量的人

2026.10.30新闻时政1912 字参考 2

2026年11月,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一辆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停在路口,前方明明没有障碍,车不动。乘客在车里拍视频,语气从困惑变成焦躁,最后变成一种近乎荒诞的愤怒——他对着一辆没有司机的车喊“你走啊”。车不走。它停在那里,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

这个画面比任何技术报告都准确地说明了萝卜快跑在2026年面对的东西。它的第六代RT6单车成本从48万元压到了20.46万元,降幅约60%,回本周期缩短到2.81年。2026年一季度订单320万单,3月周峰值突破35万单,在国内最大运营城市实现了单车盈亏平衡。账本很好看。但账本的另一面是另一个东西:一辆在路口不敢走的车,和一个在车里不知道该对谁发脾气的乘客。

“遇疑即停”这四个字,是理解这件事的入口。

萝卜快跑的行驶风格被网友戏称为“苕萝卜”。前方无车,它可能迟迟不动。遇到加塞,它先刹停,不避让。过斑马线,它停到“过分守规矩”的程度。全程不超车,不抢黄灯,不跟旁边的车较劲。这套策略在安全逻辑上完全成立:任何疑似风险触发制动,把不确定性交给等待,把决定权交给系统认为更安全的那个选项。问题在于,这套逻辑服务的对象,和乘客想要的东西,隔着一层。

人类司机面对加塞、行人试探、非机动车占道,做的是动态权衡。前车打了转向灯但没动,人类司机判断它大概率不会突然拐过来,于是继续走。路边有人站在斑马线边上但没迈步,人类司机判断他可能在等别人先过,于是减速但不刹停。这些判断没有一条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每一条都带着风险。但它们是效率的来源。人类司机的效率来自“在可控风险里继续走”,从来不来自“从不犯错”。

只有两个分支

萝卜快跑的算法没有“可控风险”这个中间地带。它的决策树只有两个分支:安全,或者不安全。任何被标记为“疑似”的变量,都会触发减速、等待、刹停。这个设计在工程伦理上是对的——无人驾驶的第一原则是安全。效率排在后面。但当这套设计被投放到武汉这种人车混行、加塞常态化的路况里,它直接转化为一种可以被乘客感知到的东西:这辆车不会替你冒险。

乘客的不满落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上。技术只是背景。人类司机可以被说服。你说“师傅我赶时间”,他可能踩一脚油门。你说“前面能过”,他可能信你一次。无人驾驶车不接受说服。它只接受算法里写好的权重。乘客面对的是一套已经定好的优先级排序,司机那个位置空着,而这个排序的制定过程没有乘客的座位。

申万宏源的分析指出,萝卜快跑离系统性盈利的关键变量是运营效率,远程接管人机比能否从1:3进一步压缩,调度算法能否在车队从千台级向万台级扩张时保持流畅。车越经济,就越需要车在路上跑得果断。但“遇疑即停”的风格,恰恰在拖累它最需要的效率。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技术迭代自动解决的问题。它涉及一个选择:在安全冗余和通行效率之间,算法把权重放在了哪一边,以及这个权重是谁定的。

权重是谁定的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安全冗余和通行效率之间的权重,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参数。它是一个价值判断。把安全权重调高,意味着用更多的等待、更长的通行时间、更频繁的刹停来换取更低的事故率。这个交换在伦理上无可指摘。但它的成本不是均匀分配的。企业承担了车辆成本和调度成本,乘客承担了时间成本和体验成本。而乘客在坐进这辆车之前,没有被告知这个交换的比例。

人类出租车里也有安全冗余和效率的权衡,但那个权衡是可见的。司机开得慢,你可以跟他商量。司机开得猛,你可以让他稳一点。权衡的过程是人际的、可协商的、有反馈的。无人驾驶车把权衡从人际互动里抽出来,放进算法,然后把这个算法的输出当成一个既成事实交给乘客。乘客失去了协商的入口,却没有失去协商的欲望。对着空车喊“你走啊”的那个人,是在跟一个不存在的对话对象说话。

萝卜快跑的商业模型需要规模。规模需要用户。用户需要体验。体验需要算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乘客能接受的点。这个点不会自己出现。它需要通过用户反馈、运营数据、甚至投诉和差评来逐步校准。但校准的速度和规模扩张的速度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车铺得越快,被“遇疑即停”困住的乘客越多,负面体验的积累越快。负面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变成一种叙事:无人驾驶车不靠谱。这个叙事一旦成形,靠技术迭代去纠正的成本会比靠早期体验去建立信任的成本高得多。

这不是萝卜快跑一家的问题。所有把安全逻辑置于效率逻辑之上的自动化系统,都会在某个时刻撞上同一个墙:系统的安全冗余是设计者给的,系统的效率损失是使用者承受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分开站着。设计者不在车里。车里的人只能等。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