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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酷刑搬个家,接受门槛就低了

2024.05.31电影2047 字参考 3

TBS 的《VIVANT》(《别班》)第二季 7 月 26 日开播,首集家庭收视率 18.8%,是今年夏季档日剧首播最高。剧中有一个段落:中国情报人员对日本情报人员施用酷刑,包括切断手指、用利刃刺穿腹部和胸部。

酷刑搬了个家

争议不在“电视剧里有酷刑”。电视剧里有酷刑不新鲜。争议在于这些酷刑的形状。切断手指、刺穿腹部——这些手段与侵华日军对中国抗日志士使用过的酷刑高度重合。剧集把这些手段从历史的加害者身上摘下来,安到了现代的“中国反派”身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位置被调换了,调换的方式是搬运:把一段暴力的执行方式从一个历史语境里取出来,放进另一个语境,让它在新的语境里替新的人说话。

日本国内也有批评,而且批评的角度比外部批评更值得看。东海大学名誉教授山下雅彦说的是:虽然声称是虚构作品,却又使用真实的国家名称,并将这些内容描绘得煞有介事,这一点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句话指向一处具体的操作,跟“虚构作品能不能涉及真实国家”那个抽象问题关系不大:虚构作品通常通过“这不是真的”来获得免责,但当它使用真实的国家名称、真实的组织名称、真实的历史暴力形式时,“虚构”这个免责声明就变得很薄。观众记住的是画面。“这是虚构”这句话留不住。画面不携带“虚构”的标签。

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说的是另一层:如果制作人员事先了解日本侵华的真实情况,就不会创作出那样的电视剧。熊本县和平委员会事务局长坂本浩一说的是:这种电视剧只会向人们灌输敌对意识,这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认识。亚洲太平洋资料中心共同代表内田圣子的判断最值得停下来看:这类节目会让观众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产生情感代入,人们在心理上对这些事情的接受门槛就会大大降低,原本应有的抵触心理可能随之减弱。

接受门槛

内田说的“接受门槛降低”,是整场争议里最精确的一个判断。酷刑在电视剧里出现,观众的反应通常是“残忍”和“不安”。但当酷刑被安在一个已经被叙事设定为“敌人”的群体身上时,观众的反应会变。残忍感还在,但不安感被正义感覆盖了。施刑的人变成了“替我们出手的人”,受刑的人变成了“活该的人”。暴力没有消失,暴力的道德重量被重新分配了。观众不需要赞成酷刑,只需要在看完之后觉得“对那些人,什么手段都不过分”。这个感觉一旦成立,酷刑就不再是需要被反思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消费的叙事零件。

“虚构”在这里起的是缓冲作用。它不让观众上当,它给观众留一条退路。它让观众在情感上接受一套暴力叙事的同时,保留一个“我知道这是假的”的退路。但情感不接受“假的”。情感在观看的过程中是当真的。看完之后那个“假的”的认知回来了,可情感已经走完了它的旅程。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叙事,情感的起点已经被上一次训练过了。这就是“接受门槛降低”的机制:它靠反复的脱敏,不靠一次说服。

山下雅彦还提到另一件事:这部剧似乎在迎合高市早苗等人的意图,揣摩他们的立场。这个判断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它涉及创作动机,动机不可证。但可以观察的是效果:一部使用真实国家名称、把历史酷刑搬运到当代对手身上、在日本国内获得高收视率的电视剧,客观上生产了一种特定的对华认知。这种认知不需要观众去读历史,它通过画面的情感冲击直接完成安装。历史教育需要论证,电视剧不需要。一个画面的说服力,抵得上一章教科书。

这里有一个必须认下的反面。虚构作品有权利使用暴力,有权利设置反派,有权利让观众对反派产生敌意。战争片、谍战片、犯罪片都在做这件事。如果以“可能降低对暴力的抵触”为由禁止一切暴力叙事,那是因噎废食。问题不在于暴力被呈现,问题在于暴力被错位呈现。一部虚构作品可以让中国角色当反派,可以让反派使用暴力。但当反派使用的暴力形式恰好是历史上另一方对己方使用过的、且那段历史尚未被充分清算的时候,“虚构”就不再是一个中立的容器。它成了一个通道,把一段没有被处理的历史暴力,输送到当下的敌意生产线上。

日本国内批评者的位置也值得注意。山下、关口、坂本、内田,这些人是日本国内的学者和市民团体负责人,站在内部说话。他们的批评落在“这部剧让日本观众失去了理解真实历史的机会”上,“让日本丢脸”这种话他们没有说。关口说的“如果制作人员了解真实情况就不会创作”,坂本说的“绝不能对此加以掩饰”,内田说的“接受门槛降低”——这些批评的共同点是:它们把问题定位在认知层面,外交层面没有多谈。它们说的是,这部剧的伤害不在于它冒犯了谁,在于它让看它的人变得更难看见真实的东西。

这个定位比“抹黑”“颠倒黑白”这些词更值得认真对待,因为“抹黑”是一个关于意图的词,而“接受门槛降低”是一个关于效果的词。意图不可证,效果可以观察。一部剧让观众在看完之后对某类暴力的不适感减弱了,这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效果。讨论这个效果,比争论编剧是不是“别有用心”,更有可能触及问题的底部。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