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〇〇减四十八,这个减法是谁做的
老干妈的故事有一个精确的起点和一个模糊的转折。
2026年10月,老干妈常务副总、首席质量官李鑫在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本身是关于质量管理的:通过四年的质量巩固与体系优化,2025年营收54亿元,创历史最高峰值;AI视觉质检上线后,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一个月后,经过自媒体的层层转述,这段话变成了一个标题:“老干妈用AI把600名拣椒工裁到48人,自己年营收高达54亿”。
六〇〇减四十八
数字是现成的。李鑫的发言里提到了“此前整条流水线上有超过600名拣椒工人,系统上线后仅保留48人”。官方后来否认的是“裁员”这个定性——老干妈人力资源部门说,从未有过对应规模的人员调整,“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多拣椒工人”。但“600到48”这个减法已经完成了,552这个数字已经进入了传播。
552的力量不在精确。它是网友用600减48算出来的,600本身是一个约数,48是“保留”的人数,减法本身是粗糙的。552的力量在于它可以被想象。五百五十二个人落进脑子里,是一整个车间、几条流水线、一片同时不见了的工装。转发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五百多张不再出现在厂门口的脸,“工序配置变化”这种词进不去。
这就是“减法叙事”的机制:企业讲述效率的时候,天然是在讲述一个关于“减少”的故事。不良率降了多少,成本省了多少,人员精简了多少——这些都是效率的度量。但效率的度量只记录留下来的结果,不记录被减掉的那部分去了哪里。被减掉的部分不进入企业的叙事,它不在效率的账上,它在代价的账上。代价不需要被讲述,只需要被承担。
辟谣纠正不了什么
老干妈官方说“不实信息”,这个回应在事实层面可能成立——网传的“裁员”表述确实不准确,参保人数的下降有外包转移、合同到期、自然流失等多种原因。但回应止步于事实层面,它没有回答那个让552传播开来的问题:如果那552个人没有被“裁掉”,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是转到了别的工序,是随着外包转移到了别的公司,是合同到期之后没有续签,还是在这个数字被制造出来之前,拣椒工序本来就没有过那么多人?
这些问题不是老干妈的义务。一家企业没有责任向公众交代每一个工序的人员变动。但传播的逻辑不按义务走。传播的逻辑是:你讲了一个关于AI降本的故事,而AI降本这个词在2026年的公共情绪里已经和“人会被减掉”绑定了。你不需要主动说“我减掉了人”,你只要说“我用了AI,效率提升了”,听众会自己完成剩下的推理。552 是老干妈没说、听众替它说的。
数据可以佐证这个情绪不是凭空来的。天眼查显示,老干妈参保人数连续四年下降,2022年2912人,2023年1783人,2024年941人,2025年740人。这个数字覆盖全公司,不能等同于拣椒工序,也包含外包、劳务派遣、季节性用工等口径问题。但当一个公众先看到“AI质检上线”,再看到“参保人数四年降了七成”的时候,两个信息会自动咬合。咬合之后的叙事比任何单条事实都更有说服力,因为叙事不需要精确,它需要连贯。
后果是直接的。传闻发酵后,老干妈线上日销售额从5000到1万元跌到了1000到5000元区间。消费者的反应没等事实核查,先落在一个直觉判断上:你宣传AI降本,降的那部分成本是谁的。这个判断未必对,但它是一个道德判断,道德判断不需要等待证据。它的语法是:如果你从“减少人”这件事里获益,那么那些被减少的人就构成了你获益的成本,而你没有权利只展示收益、不面对成本。
这里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反面。AI视觉质检的引入有它的合理性。辣椒的辣度、含水、色泽每一批都不同,靠肉眼长时间挑拣会疲劳、会漏检。老干妈在十年前经历过更换辣椒产地引发的风味危机,AI质检是重建产品稳定性的手段之一。如果不做这件事,受损的是产品质量和消费者体验。企业提高质量用了AI,AI的运作方式恰好减少了对某类人力的需求。这两件事之间是“恰好”,说不上“为了裁人”。这个区分在事实上很重要,在传播中不重要。传播不处理“恰好”,传播处理“因果”。
所以老干妈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事实问题是“有没有裁掉600人”,叙事问题是“当一家企业公开讲述AI带来的效率时,公众会自动替它补上一个关于人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企业没有讲述”。辟谣能纠正前者,纠正不了后者。要纠正后者,企业需要做一件它通常不会做的事:在讲述效率的时候,同时讲述那些被效率改变了位置的人去了哪里。不为公关,为了叙事完整。你不讲,别人会替你讲,而别人讲的版本通常比你讲的更难听。
参考
- 老干妈,“消失的员工” · 中国新闻周刊
- “用AI拣椒导致裁员”传闻惹争议 · 央广网
- 老干妈的那一场无妄之灾 · 凤凰网财经
- AI替代就业,国家出手了 ·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