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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地摊经济的「放」与「管」

2023.08.10杂记1861 字参考 3

二〇二〇年五月,中央文明办把一句话写进了当年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消息出来,各地陆续给流动摊贩松了绑。六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升温不能发烧,北京日报隔了一天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同一个月里,同一项政策在两种城市被读成了两件不同的事。

先认下最硬的一层反驳:松绑确实让一批人当天就有了饭碗。摊车推出去不用办多少手续,一份小吃、一兜水果、一把手机贴膜,本钱小、回本快,对那一年里丢了班次的人是最短的一条路。反对松绑的理由也不全是洁癖,油污、噪音、盲道被占、消防通道被堵,都是住在旁边的人每天要面对的。两边讲的都是真的。

一句不列入考核,落到哪里

值得看的是这句话的形状。它没有说允许摆摊,说的是不再把摆摊计入扣分。改的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表,不是摊贩手里的许可证。一个城市的城管先前之所以驱赶,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测评;测评一撤。驱赶的动力消失了,可摆在哪儿、摆到几点、垃圾谁收,仍没有答案。松绑之后各地真正动手做的,是把这几个空补齐。

有序的「放」,让「路边摊」经营冒热气。科学的「管」,让「路边摊」成为风景线。关键是要有序的放、科学的管、精准的服,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这三句排得很整齐,落地却全靠一个很小的动作:划线。深圳二〇二三年修订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允许街道办事处按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上海把过去全面禁止的设摊经营改为划定一定公共区域;杭州、北京、兰州陆续试外摆。权力从市里落到街道,从禁止与放行这两种状态,落到一张标明边界的图上。

主体因此被拆成了好几拨。摊贩要的是一张能摆到几点的准信,街道要的是不出事,周边居民要的是能走路。商场要的是门口那几张桌子别挡了通道,城管要的是一套能照着做、不会被追责的流程。同一句人间烟火,五拨人各自算的账都不一样。中国经济网那篇评论把放管平衡称作城市治理能力的刻度,刻度这种东西,得有人拿尺子去地上比。

时间也要拉开看。二〇二〇年那一波是应急,仓促、热、带着一点报复性的热闹;二〇二三年各地试外摆。说法已从保就业换成了提振消费与丰富商业形态;再往后,条例修订把临时安排写成了长期规则。潮新闻那篇报道里,代表委员建议把地方特色地摊做成旅游打卡地。这一句与三年前那句不列入考核,隔着整整一套治理语言的更替。

那条线由谁来画

空间差异最能说明问题。北京日报当年那句不适合北京,讲的与北京人要不要便宜早饭无关。说的是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道路等级与市容标准,容不下同样密度的摊车。淄博后来把烧烤摆成了城市名片。靠的是二十天建成的一处可容万人的烧烤城、二十一条专线、涨价幅度控制与违停先提醒后贴单。同一个摆字,在两种体量的城市里是两套工程。

度量也换了尺。考核表上原本记的是有没有流动商贩,一个是否题;后来记的是划了几处、多少摊位、几点收摊、投诉几件、垃圾清了几车。从是否题换成数量题,管理才有了可以调的旋钮。七一时评那句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说的是旋钮太少:只有两个档位,来回拨,哪头都不得劲。

制度这一层才是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中央文明办改的是测评指标,地方人大改的是市容条例,街道办出的是摊位图,三者层级不同、效力不同、能维持的时间也不同。三年过去,应急时的一句话沉到了条例里,当年靠默契允许的那些位置,有的被画进图,有的又空了。所谓烟火气能不能留住,看的是它有没有沉到足够低、也足够硬的一层。

风险落在谁身上,同样分得清。摊车被收走,损失的是一天的本钱与一车的货;居民被堵了路,损失的是每天的通行;街道出了事,承担的是问责。三者不在一张表上,风险却都压在同一次划线里。所以最该被追问的并不在该不该放,而在划线之前有没有让这几拨人各自把话说完。

这四年里变的不止是摊位,还有一件事:一个原本靠驱赶维持的秩序,被改成了靠划定维持的秩序。前者只需要一句禁令,后者需要一张图、一班人、一套清运和一个能申诉的窗口。人间烟火这四个字听着轻,撑住它的是这些一点都不轻的活。

收口就停在街道画的那条线。白漆,半指宽,靠着马路牙子,一头拐进巷口。线里头能摆,线外头不能,剩下的都不必再争。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