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为什么只能诞生在美国
一九三八年,一本几分钱的漫画创刊号上,一个穿蓝红紧身衣的人举起了汽车。那是超人头一回露面,背上没披风也还没飞,只是力气大、跑得快、替挨欺负的人出头。两年之内,这类人物挤满了报摊。往后八十年,他们从印刷厂一路拍到全球影院。
说只能诞生在美国,话讲得有点满。各国都有力气大、会变身、替人除害的故事,从神话到民间传说,一抓一大把。超凡的人物一点都不稀罕,哪个老民族都供得起几位。
可稀罕的是那一套固定搭配:住在真实的现代都市里,白天有个普通职业,出事时换一身衣服独自去办,不归谁管,也不建组织,办完把面具收好回报社交稿。这套搭配只在一处成型,成型的时间还卡得很准,早十年晚十年都对不上。
一件挂在摩天楼之间的紧身衣。衣服要起作用,得有楼可挂、有街可落、有警笛在夜里响、有一群谁也不认识谁的陌生人等着出事。把它挂到村庄、宫廷或者山门里,那块布就只是块布,连风都借不上。
紧身衣还得配一张能认出的脸。面具一戴,人就从籍贯、职业、族裔里抽了出来,谁都能往那块布底下站一站,这是它跑得远的一个小机关。可摘下面具又必须是某个具体的普通职员,一收一放之间,观众才既够得着,又愿意信。
一九三八年的美国还没走出大萧条。失业、罢工、沙尘暴里失地的农民、银行门口的长队,报纸天天写坏消息。新政刚推了几年,联邦第一次伸手管起普通人的饭碗,人们一边盼有人来管,一边又怕被管惯了。一个不受雇于任何机构、却能单手把事摆平的人,正好卡在这两种心思中间。
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写,一个画,都是移民后代,家里说意第绪语,父亲做裁缝或开二手店。他们先前写过一个反派,光头、有超能力、要统治世界,卖不动;改成替弱者出头的人,一下就红了。同一份力气的两种用法,读者挑了后一种。
超人白天在报社当记者。这个安排常被当成随手一填,倒很要紧:报社是当时唯一能合法盯着权贵、又天天接触街头小事的地方,记者有通行证,也有理由出现在每一个出事的街角。职业给他装了一副能听见人间不平的耳朵。
报纸也在同一年里换了脾气。大萧条把本地新闻写得又密又沉,谁被裁了、哪条街断了电、哪家银行又关了门,一天能铺满两版。漫画里那些随手救下的小麻烦,几乎都能在当天的报纸上找到原型,读者翻页时心里有数。
故事发生在有大都会、有电梯、有高架、有夜里警笛的城。摩天楼给了他纵身一跃的背景,报摊给了他随手能买的载体,密集的陌生人给了他无穷无尽的麻烦。换成村庄或宫廷,那身衣服就没地方可挂,也用不着挂。
有人会说,欧洲也有超人这个词,尼采讲过,早就有了。不错,词是旧的,用法全反了。尼采那边说的是人该越过自己,这边写的是隔壁那个戴眼镜的记者替被抢的老太太把钱要回来,一个朝上,一个往街区里落。
欧洲那边的旧故事里,力气大多生来就带着血统、封号或神的许可,谁有资格使力气,先得由出身回答。美国这版把出身擦掉了,只剩一件谁都能缝的衣服和一个自己挑的决定。这一擦,比多大力气都新鲜。
那份不归谁管最要紧。警察、法院、市政厅在故事里总慢半拍,面具人不必开会、不必申请、不必等预算,抬手就把事办了。这种对程序的不耐烦,和对独来独往者的信赖,是那片大陆从边疆故事里一路带下来的脾气。
十九世纪的西部小说把一个人一匹马、凭本事在没法律的地方立规矩写成了国民神话。城里的水泥森林把马换成了披风,把治安官换成了报社,骨架一点没改。钢筋玻璃看上去很新,底下还是那套独自执法的老故事。
一九三九年蝙蝠侠跟着来,一九四一年美国队长直接把国旗披在身上,创刊号封面是他一拳打在希特勒下巴上,那时美国还没参战。人物比国家先动了手,这一笔把这类故事的胆子写得很明白,也把它的边界一并画了出来。
漫画是几分钱一本的廉价货,不进图书馆,不进课堂,孩子拿零花钱在报摊买。没有编辑部把关,没有评奖,也没有人要它承担教化,反倒让最野的念头活了下来。等它后来被大公司收进片库,那股野气才一点点被磨平。
日本后来也有巨大化的人,可那是隔着防卫队、基地、一整支装备和一套指挥链出场的,变身的人常是队员之一,打完要归队。力气归集体调度,不归一件衣服。同一场怪兽,两边给出的解法差着一整套组织观。
这边早有另一路超凡的人,来去无踪、一剑了事,可他们挂在江湖、师门、恩仇和一部部家谱上,不挂在某座现代城市的市政厅对面。落脚的地方不同,衣服也就长成了长袍,长袍上不印字母。
叫超级英雄,听着像一种人;叫独自执法的蒙面义警,听着就带点问题。前一个词把一套相当特别的安排讲成了天然的类型,讲顺了,没人再问那座城里的警察去哪儿了,也没人问谁给了他这份权。
大萧条里丢了工、排着队、被房东赶出来、看报上天天是坏消息的人,最先把那本漫画揣回家。他替下的从来不是什么世界,那天在柜台前被欺负又说不出话的具体一个人,就够他出一趟门。宏大叙事是后来加上去的,加上去以后反倒轻了。
有意思的是这套故事越拍越贵,也越拍越空。早先对付的是房东、黑帮、贪腐的议员,后来动不动要救整座城市、整个宇宙。敌人越大,越不必回答街角那桩小事该由谁管。片子里特效越满,那张报社工牌越像个摆设。
也别把它贬成一场幻觉。移民孩子写出替弱者出头的人,在大萧条的年头给过许多小孩一点能握住的东西,这份心意不该被拆穿。要紧的是别把那份心意,误认成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性,更别拿它去量别处的故事。
最俏皮的是如今这身衣服成了全球生意,各地都拍,各地都穿,唯独那套脾气没跟着出口。别处照着拍出来的,常常还是队伍、组织、上级批文,披风底下露出一截熟悉的袖章,观众看着也不觉得别扭。
一件紧身衣要立得住,得有一座允许它独自执法的城、一批刚被大萧条掀翻的人、一个几分钱的报摊,还有两个移民后代手里那支没被管过的笔。少一样,衣服就只是衣服,挂在谁家阳台上都行。
创刊号那页画得也糙,线条硬,颜色只有几样,封面上的汽车被举过头顶,边上的人张着嘴往后退,一看就是赶工赶出来的东西。可这股赶工的粗,让它和当天报摊上那些几分钱的坏消息挨在了一起,孩子买回去翻两遍就信了,信了第二天还想去买下一本。
下回再看那人从楼顶掠过,别急着跟着抬头。看一眼楼下那个等公交的人,故事当年就是从他那儿写起的。片子散场,灯亮了,各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