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诅咒:懂了以后,就再也想不起不懂的样子
二〇二一年夏天,重庆大学教授张小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了一句实话。他是博士生导师,辅导初二女儿的作业,讲了几遍,孩子还是不会。
他的原话是「我觉得不难,但辅导我的女儿,她就是不会」。这句坦白被写进了那篇讲「知识的诅咒」的报道里。
一个能把研究生课程讲明白的人,卡在一道初中题上。卡住的地方不在题,在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敲桌子的实验
一九九〇年,斯坦福的心理学者伊丽莎白·牛顿做了一组配对实验。受试者背对背坐着,一人用手指在桌上敲出熟悉歌曲的节奏,另一人猜歌名。
敲的人事先预测,对方大概能猜中一半。一百二十次尝试里,听的人只猜中三次,百分之二点五。
敲的人耳朵里响着整首歌,有旋律、有歌词、有配器;听的人只听到一串没有高低长短的敲击声。有人形容那像「古怪的摩尔斯电码」。
这个差距后来有了名字。一九八九年,卡梅勒、洛温斯坦和韦伯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把这种现象称为知识的诅咒。
这个词最早由心理学家罗宾·霍格斯提出,他们三人把它写进了经济学,用来解释卖家为什么总把买家想得比自己更懂行。
压缩造成的丢失
知识在脑子里不是以原始形式存放的。学会一件事,往往意味着把它压成一个组块:一串步骤变成一个动作,一段推理变成一个结论。
压缩是有代价的。被压掉的那些中间步骤,恰恰是新手最需要的东西。
平克在《风格感觉》里把这一层讲得很直接:「你对一样东西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忘记当初学起来有多难。」
你难以想象,你所知道的事情在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看来是什么样子。
——史蒂芬·平克《风格感觉》
所以专家讲不清,多数时候不是因为傲慢,是因为他手上的版本已经被自己压过一遍,解压的说明丢了。他能熟练地使用一个结论,却想不起当初是哪一步让他信服。
专家的盲区
这种丢失有几个稳定的表现。
一是省略前提。默认对方知道某个术语、某段背景、某个「不言自明」的步骤,于是直接从第三步开始讲。
二是高估辨识。把对方点头当成理解。点头只说明听到了,不说明接上了。
三是归因错位。讲了三遍还不会,就判断对方不用心、基础差、不肯动脑。
科技记者的稿子里有个细节:科研人员用自己认为最通俗的说法解释「相位失配」「倍频光」「紫外截止边」,记者如坠云雾,只能一个词一个词追问。这不是谁笨,是两套压缩格式对不上。
制药、法律、软件文档里同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说明书由懂的人写,写给不懂的人看。
视频里那句「这么简单你怎么不懂」,是这套机制最日常的表情。说这话的人没有说谎,他确实觉得简单。
讲给外行的手艺
把知识讲给外行,是一项独立的手艺,和懂不懂那件事不是一回事。
具体做法不玄。术语第一次出现时,后面跟一句人话解释,哪怕只有六个字。用对方已知的东西做锚,不用行业内部的类比。讲完让对方复述一遍,不复述就不算讲完。
联邦快递有个内部奖叫「紫色承诺」,颁给把隔夜送达做到位的员工。他们不讲「我们重视服务」,讲一辆车坏在纽约、员工步行送了几包、又拦下竞争对手的车搭一程。故事比口号长,但传得动。
中青报那篇报道给的建议差不多:用具体的语言,放慢速度,问一句「我说清楚了吗」,而不是「你听明白了吗」。两句话的差别在于,前一句把责任放在讲的人身上。
这不是话术。它改变的是默认设置:从「对方应该懂」切换到「我需要确认对方懂了」。中青报那篇报道里提到的几个例子,都落在这一层。
讲不清的另一半
到这里容易滑向一个结论:讲不清就是讲的人不行。这个结论有一半是错的。
有些内容无法再简化。数学证明的某一步删掉,剩下的就不成立;法律条款的限定语去掉,意思就反了。外行友好是有上限的,超过上限的简化,是把准确换成顺耳。
也有些时候,听的人确实缺预备知识。给一个没学过分数的人讲通分,讲得再好也没用。这不是诅咒,是台阶不够。
还有一层:实验里的偏差,在真实互动中会被反馈削掉一部分。卡梅勒他们的论文提到,在市场交易的情境下,这种偏差大约减半,但没有归零。人会看对方的反应,只是修正得不够。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知识的诅咒是一种默认倾向,不是一堵墙。它会被追问、被复述、被对方茫然的表情一点点磨薄。磨薄的速度,取决于讲的人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刚才漏了一步。
收口
下次讲一件事,讲完停两秒,请对方用自己的话说一遍。
如果他说出来的版本和你脑子里的不一样,先别急着纠正他,先看看自己漏了哪一步。
多数时候,漏的那一步就在你看来最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