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人人算对了账,草地还是秃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科学》杂志登了一篇六页的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生物学教授加勒特·哈丁。
文章开头是一片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人都会算:再添一头牛,卖牛的钱归我,草退化的代价由所有人分摊。
于是每个人都添,草地秃了。
这段推理只用了一页纸。此后半个世纪,讨论环境问题的人几乎都从它开始。
牧人的算术
哈丁给这个过程起了个名字:公地悲剧。
写成算式更直白。多养一头牛,卖牛的钱全归自己;草场退化的代价按人头平摊,自己只担几十分之一。分母越大,添牛越划算。
他真正的论点是方法论上的:人口问题没有技术解,只有制度解。
这句话在当时很刺人。一九六〇年代的主流想法是绿色革命会喂饱所有人,哈丁说不够,因为增产会被新增的人口吃掉。
公地上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毁灭。
——哈丁,《公地的悲剧》,《科学》第一六二卷,一九六八年
这句话后来被印在无数教材上,也被用来论证无数种限制。它好用,正因为它把一件复杂的事压成了一个动作:添牛。
三条隐含前提
哈丁的模型里有三个不说出口的条件:草场没有边界,使用没有配额,牧人之间不通气。
三条同时成立,算术就必然成立。三条里缺一条,结论就要重算。
现实里三条全中的地方不多。草场有界,村规有配额,牧人天天见面。这三点恰好是后来所有反驳的入口。
顺带说一句,哈丁自己后来松过口。他说更准确的说法是「无管理的公地悲剧」——问题不在公地,在没人管。
搭便车是另一件事
这两件事常被混着用。搭便车是曼瑟·奥尔森一九六五年的说法:公共品一旦提供,就没法排除不付钱的人。
公地悲剧要的是另一个条件:这份资源会被用掉,我多用一份,你就少一份。
一个是「不付钱也能享受」,一个是「我用了你就没了」。前者关乎排除,后者关乎减损。
分清这两件事有用。前者靠收费和边界,后者靠配额和监督。用错药,病不会好。
奥斯特罗姆的田野
一九八〇年代,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始做一件很笨的事:去找那些既没有国家管、也没有私有化、却没有崩掉的公共资源。
她翻出一批被人反复研究过的案例:瑞士的托贝尔村,日本的入会林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水渠,尼泊尔的山溪灌溉,缅因州的龙虾场。
这些地方的规则长得很像:边界清楚,谁能用、用多少写明;用的人自己定规则;有人巡查;违规先轻罚,再重罚;吵架有地方吵;外面的政府至少不拆台。
一九九〇年,这些案例被写成《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二〇〇九年,她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这项奖的第一个女性得主。授奖说明里有一句很直白:她证明了公共资源可以由使用者自己管好,而且往往比理论预测的更好。
哈丁的另一面
哈丁还有一面少被提起。一九七四年他写过「救生艇伦理」,主张富裕国家不该把粮食分给贫穷国家,理由是船会沉。
他生前也长期主张严格限制移民。这些立场和那篇论文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但它们共用一个语气:资源有限,先把梯子收起来。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公地悲剧这个词从此带上了一层气味。它常被用来论证关门,而不是用来描述结构。
反面:自治也会失手
最硬的反例在海上。纽芬兰的鳕鱼场被管了几十年,配额、禁渔期、科研评估,一样不缺。
一九九二年七月,加拿大政府宣布禁渔,两万多人失业,鱼群此后再没恢复。
原因不是没人管,是管的人把配额定得比鱼长得快。渔民早就看见鱼在变小,说话没人听。
奥斯特罗姆的原则在这类资源上不好用:边界太长,用户太多,监督的成本高过收益。
气候是同一个问题放大一千倍。没有边界,没有第三方执法,也没有一本全体都认的账。
收口
瓦伦西亚的水法庭每个星期四中午在教堂门口开庭,口头审理,几分钟一案,判完就散。
有记录可追到十世纪,一直开到现在。没有人给它拨款,也没有人给它立法。
一片水渠能活一千年,靠的不是觉悟,是每个星期四都有人搬椅子出来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