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资本主义:行为剩余的生意
二〇〇二年,谷歌靠搜索关键词旁边的广告活了下来。
祖博夫后来翻它的专利文件,注意到一个反直觉的细节:一次被中途放弃的搜索,比一次顺利完成的搜索更值钱。
顺利完成的搜索,目的已经暴露;半途放弃的那次,暴露的是犹豫本身。
她给这类多出来的东西起了个名字:行为剩余。生意的原料,从这里开始。
从废气到原料
搜索引擎要给出结果,必须记下你输入了什么、点了哪一个、停留多久。这些记录最初只是运行的副产品。
祖博夫的说法更狠:这些数据本来该被丢弃,像工厂的废气。二〇〇〇年前后,它们被重新估价。
一九九八年谷歌成立时,两位创始人在论文里明确写过对广告支持的顾虑,认为广告会污染结果的中立。四年后,广告成了它唯一的活路。
转折点不在技术,在账本。互联网泡沫破了,风险投资退潮,一个没有收入的公司必须找到一种把「使用」换成钱的办法。
预测产品这门生意
行为数据并不直接卖。卖掉的是由它算出来的预测。
祖博夫造了一个词:预测产品。广告主买的不是版面,是「这个人下一步会点什么」的判断。
她还提到一个更远的市场,叫行为期货:为尚未发生的行为定价、下单、交割。
这条线一旦成立,目标就从「了解你」挪到「让你按预测行动」。预测要准,最省事的办法是让预测自我实现。
推荐位、优惠券、默认选项、倒计时,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下一步变得比它本来更容易。
工具主义权力
斯金纳那一脉的行为主义给了它骨架:不问你怎么想,只管你怎么做。
祖博夫把这种权力叫工具主义权力。它不靠暴力,也不靠意识形态,靠调整选择所处的环境。
《宝可梦GO》是个干净的样本。游戏向商家收费,把玩家往某个地点引;玩家以为自己在散步。
涨价、罚款、优惠券、只有你一个人看到的界面,都是同一套东西的不同刻度。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为你算过的世界。
学习分工的倾斜
祖博夫有个更抽象的说法:每个社会都有一份学习分工——谁知道,谁决定谁知道,谁决定谁决定。
过去这份分工里有学校、媒体、国家、家庭,多方拉扯,彼此不服。现在它向少数几家公司倾斜。
倾斜的方式很安静:不是夺走你的知识,是让关于你的知识长在别处。
你记不住自己去过哪儿,地图记得;你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最脆弱,推送的时间记得。
反驳:广告一直这么干
最强的反驳来自一九七七年。达拉斯·斯迈思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漏掉了一块:广告支持的媒体,真正出售的商品是观众。
电视台把观众的注意力打包,卖给广告主。这个结构比谷歌早了四十年。
沿着这条线,批评者会说祖博夫把旧事讲成了新事,把规模讲成了性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是管道更粗了。
第二个反驳更实际:定向广告到底有多有效,一直缺干净的证据。有研究把行为追踪关掉,出版商的广告收入只下降个位数百分比。
如果定向的效果有限,把行为剩余说成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原料,就有点用力过猛。
监管也没有完全缺席。二〇二一年苹果要求应用先征得追踪许可,Meta 说这会让它二〇二二年少收约一百亿美元。约束是有的,只是来自另一家公司。
颗粒度变了
斯迈思说的是聚合的观众:收视率、时段、人群标签,颗粒度到「一类人」为止。
祖博夫说的是逐条、逐秒、可以回溯到个人的轨迹,颗粒度到「你此刻在犹豫什么」。
同一门生意,量变到某个点上会换成另一种权力。前者能卖给你广告,后者能决定你看见哪一个世界,再据此收钱。
她把新说重了,把旧说轻了。但倾斜是真的,方向也只有一个:更多、更细、更早。她二〇一五年那篇论文里,定义写得更窄,也更清楚。
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宣称,人类经验是可以免费取用的原料,用来转化为行为数据。
——祖博夫,《大他者:监控资本主义与信息文明的未来》,二〇一五年
收口
手机设置里有一个「广告 ID」,一串随机数字,可以重置。
重置它不会让你消失,只会让你变回一个没有历史的陌生人,过几分钟又被重新认出来。
知道这件事,比关掉它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