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不在中国
一六三七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里写下一句: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他刚从科举里退下来,把造纸、冶铁、制盐的门道一条条摊在纸上。
书写成,读的人极少。清代通行的本子,反而是从日本回流重刻的。
一九四三年,李约瑟到四川李庄,看见一堆中国工匠的旧图样,开始追问一件事。
他的追问后来被压成一句: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
问题的原形
李约瑟的原话比流行版本窄。他问的是近代科学,那套把数学、受控实验、公开检验缝在一起的做法,为什么只在欧洲成形。
技术领先不等于科学。中国有火药、指南针、水运仪象台、水密隔舱,都是极漂亮的工程成就。
工程成就可以靠师徒相传累积,不必写成能被人反驳的命题。科学要的是另一种写法:让陌生人照着做,也能得到同一个结果。
李约瑟本职是生物化学家,剑桥的酶学教授。一九四三年他以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的身份到中国,一路看见的是战时的手工作坊和极老的手艺。
他后来把这些观察做成一部大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一九五四年出版,序论里放着那个问题。
书里给的答案,关键词是「封建官僚制度」。
这套制度有它厉害的一面。治黄河、修大运河、组织全国性的天象观测,都需要一个能调集人力物力的中央。
厉害的同一样东西,也能把新东西按住。没有竞争的领域,改进就慢。
科举这台机器
林毅夫的解释更贴地。他把技术发明分成两种。
一种靠工匠在生产里试错,碰巧偏离常规,做出新东西。十八世纪以前,全世界都走这条路,中国走得极好。
另一种靠发明家有意识地做实验,先想清楚变量,再动手。这条路的门槛不在手,在头脑的训练。
要转向第二种,得有一批人肯把一生押在数学和可控实验上。科举给的价码太清楚。
读经、写策论、中举、做官,收益确定,周期可算。去研究天文历算,做得再好,也只是钦天监里的一个位置。
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
这是林毅夫的原话。他把科学革命没发生的账,记在激励结构上,不记在智力上。
科举还有一个副作用,少被提起。它把全国的读书人编进同一套教材、同一种文体、同一份标准答案里。
标准化在行政上是好事。它让一个幅员巨大的国家能用同一种语言收税、断案、记账。
代价是思想的方差变小。异端在纸面上就先输了一截。
煤与工资的偶然
英国那边,凑齐的是一组近乎巧合的条件。
罗伯特·艾伦算过一笔账。十八世纪的英国,工资高,煤便宜。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地方,欧洲不多。
工资高,用机器替人才划算。煤便宜,蒸汽机才烧得起。纽卡门的机器摆在英国矿井边能赚钱,搬到法国未必。
英国的煤还埋在浅处,靠海路就能运到伦敦。这种地理红利没法出口。
彭慕兰在《大分流》里补上另一半:英国还有美洲。棉花、糖、木材从殖民地运进来,等于凭空多出一片土地。
少了这两样,英国的制度再好,也可能只是另一个荷兰。
反面:制度解释的漏洞
最强的反驳来自宋朝。
宋代商业繁荣,纸币、海外贸易、火药武器、活字印刷都出现了。按制度决定论,工业革命该在那里发芽。
它没有。伊懋可给的解释是「高水平均衡陷阱」:人口太多,劳力太贱,省人力的机器没有市场。
第二个反驳更要命。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歪了。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科学,只是形态不同。天象记录、本草、算学,各有自己的检验方式。拿欧洲的模子去量,当然量出「缺失」。
彭慕兰走得更远: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江南的生活水平和英国不相上下。真正的分岔来得很晚,也很偶然。
这些说法我大部分接受。它们把「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前提拆掉了。
但有一件事它们解释不了。制度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没先长出科学共同体,说明不了英国为什么偏偏在十八世纪。前者是长时段的抑制,后者是短时段的凑合。两个问题常被并成一个。
收口
一六三七年,宋应星在分宜的学署里写完最后一卷。他会试考了五次,没中。
交稿时他在序里留了一句话,提醒同行:要把这本书放在案头,得先放下功名。
那本书后来在邻国被翻刻,在本土几乎散尽。
参考
- 百年困惑的破解(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01-05) · 评论
- 张维迎:再探「李约瑟之谜」(爱思想) · 讲稿
- 李约瑟难题(百度百科) · 百科
- 为什么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而不是当时更繁荣的中国(万事科普) ·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