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的背叛:翻译如何改造一部外国文学
1899 年 2 月,福州刊出一本薄书,封面署着「冷红生」。
冷红生是林纾。他不懂任何一门外语。书里的法文,是朋友王寿昌在闽江的小船上口述、他边听边写的。
「耳受笔追,声已笔止」——八个字,说完了中国第一本翻译小说的生产方式。
这本《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大江南北。它忠于小仲马吗?当时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译者的位置
翻译的第一层错觉是透明。
读译本的人希望看不见译者,像隔一块干净玻璃看风景。可玻璃总有厚度,厚度就是译者的母语、时代、趣味和胆子。
劳伦斯·韦努蒂把这套期待叫「译者的隐身」。他说得刻薄:译者越隐形,读者越以为读到的是原作,越不会追问中间发生了什么。
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提了三个字:信、达、雅。一百多年过去,这三个字还是吵架的起点,因为它们在实践里经常互相拆台。
林纾与「苍霞精舍」(中华读书报,2014-05-28)两本《挪威的森林》
一个现成的实验:同一本村上春树,两个人译,读起来像两本书。
林少华的译本讲究句子的腔调,长句多,修饰多,读着有一种汉语的绵软。赖明珠的译本更贴日语的呼吸,句子短,断得干脆。
B 站有一个对比视频,标题写得很直白:林少华和赖明珠翻译太两极,真的像读两本书。
这不是谁对谁错,是两个人对「村上是谁」有不同答案。一个把他译成汉语散文家,一个把他译成日本小说家。
庞德的《华夏集》:误译如何成为经典
1915 年,庞德在伦敦出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华夏集》。
他不懂中文。素材来自费诺罗萨的遗稿——一位在美国教过书的东方学家,中文也不精,靠日语训读理解汉诗。也就是说,这些诗至少过了两道不懂中文的手。
并不强调对原文词句表面意义的忠实,更重视原诗的节奏、意象、变化和情感。
——人民网《「雨」的诗歌之旅》
书里有硬伤。他把《诗经·小雅》里的《杕杜》归到了屈原名下,把《长干行》读成了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
它同时是英语现代诗的起点之一。艾略特称庞德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作者」。叶维廉说,即使只给他最简略的细节,他也能靠一种近乎直觉的东西进入原作者的核心。
人民网的一篇文章把这种处理叫「与其说是误译,不如说是出彩的妙译」。这个评价很客气,但它点到了一件事:庞德要的不是考据,是诗。
「雨」的诗歌之旅(人民网)不可译的词与它的去处
有一种东西最难处理:一个词,在目的地语言里没有对应的格子。
日语里的「物哀」,译成英语常常变成「对事物的感伤」,意思对了一半,力气全丢了。汉语的「江湖」到了英语里,要么译成河流与湖泊,要么音译成 Jianghu 加一条注释。
遇到这种词,译者只有三条路:找一个近义词顶上去,把损失藏起来;音译,让读者自己去猜;或者加注,把小说读成论文。
三条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读者读到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会在某些段落上差别巨大。差别不在译者的水平,在他愿意在哪儿承认自己输了。
反面:忠实也可能是一种暴力
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很容易得出「译得越自由越好」的结论。这一步必须停住。
纳博科夫译《叶甫盖尼·奥涅金》,选了另一条极端。他逐字直译,另附三卷注释,把每一个双关、每一处格律都拆开讲。译文读起来像外语,因为他要它像外语。
他的理由很硬:译者无权替作者润色。把普希金译成漂亮的英文,等于给一个俄国人换了张脸。
这个立场也有代价。直译把诗变成了文献,读者读完知道了很多,感受不到什么。
最强的反驳:既然都要重写,忠实还剩什么
最难的问题在这儿:如果每一次翻译都是重写,那「忠实」这个词还剩什么。
我的回答是,忠实不在字面上,在可追问性上。
译者的每一个选择都应该能被追问:为什么这里加了一个形容词,为什么这句的时态改了,为什么这个双关放弃了。答得出来,是翻译;答不出来,是创作。
庞德答得出来。他要的是意象派的句法,他清楚自己删掉了什么。林纾答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原文长什么样。这两件事不一样。
并排抄两段
找一本你读过的外国小说,借两个不同的译本。
挑同一段,各抄一遍在纸上,不要打字。抄的时候会看见差别:谁把长句拆了,谁把比喻换成了本地的东西,谁在句尾多加了半个语气。
抄完把两张纸并排放着。中间那段距离,就是译者替你做过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