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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为什么永远流行

2021.12.25类型文学1766 字视频 1 · 参考 6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九八四》出版。七个月后,奥威尔去世。

七十多年过去,这本书还在加印。二〇一七年一月,它一度排到美国亚马逊图书榜首,企鹅随即加印了七万五千册。

一本写极权的书,在并没有极权的地方长期畅销。这件事本身值得问一句:读者在里面找什么?

一本长期加印的警告书

反乌托邦是一个很小的文类,却几乎每一部都成了长销书。扎米亚京的《我们》写于一九二〇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两部都还在印。

它们共享一个处境: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一批新读者,因为某件现实里的事,把它们重新买一遍。

二〇一七年那次就是。一本一九四九年的小说,靠一场记者会重新上了榜。

书没有变,变的是读者的处境。这个文类的生命力,来自它能被反复套用到新的年份上。

反乌托邦的归谬结构

dystopia 这个词是造出来的。一八六八年,穆勒在抨击英国的爱尔兰土地政策时,把它当作一个反义词扔了出来。

称之为乌托邦,也许太过赞誉,实该称之为坏托邦(dys-topian),或恶托邦(caco-topian)。

莫尔的乌托邦回答「应当怎样」。反乌托邦不回答这个,它只做一件事:把当下某一条原则单独拎出来,推到尽头,看它长出什么。

所以它从来不描写未来。它描写的是一条逻辑的终点,只不过借了一个未来的布景。

书里那三句口号是最干净的样本: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一句都是把一条原则推到尽头之后,词义反过来咬住了自己。

判断在这里:反乌托邦不是预言,是归谬。读它的正确方式不是对日期,是找那条被推到尽头的原则。

两套统治技术

《一九八四》里,权力靠痛苦运转。匮乏、告密、电幕、公开处决,人被恐惧压住。

《美丽新世界》里,权力靠舒适运转。人不缺什么,随时可以领一剂索麻,娱乐管够,没有人需要被强迫。

赫胥黎自己造过一个词叫 negative utopia,消极乌托邦。他清楚自己写的不是同一类东西。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前言里做过一个转述式的对照。奥威尔担心书被禁掉;赫胥黎担心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于是禁书变得没有必要。

两本书的分歧不在乐观与悲观,在统治成本。恐惧很贵,要养警察、要修监狱、要不断制造敌人;娱乐很便宜,只要让人有得选。

▶权力是目的不是手段!万字品读反乌托邦经典《1984》江湖举人 · 80.6 万播放

这个细读可以当上面那套「恐惧很贵」的注脚:书里最花力气的部分,全是用在维持恐惧上的。

警告为何不生成行动

这里有一个不好看的对照。

一八八八年,贝拉米出版《回顾》,写一个人睡了一百一十三年后醒来,看见一个合作制的波士顿。这本书成了十九世纪第三畅销的英文小说。读者自发组讨论俱乐部,俱乐部连成网,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一九八四》卖得比它多得多。没有俱乐部。

差别在文体功能上。乌托邦给蓝图,蓝图可以被讨论、被修改、被拿去开会。反乌托邦给否定,否定只能把人聚在一起,聚完就散。

更麻烦的是消费。读完一本反乌托邦,人得到的是一种已经站对了位置的感觉。这个感觉便宜、即时、不用付任何后果。

判断可以说得重一点:反乌托邦最危险的用法,不是被禁,而是被当成一次安全的反抗体验。

它仍然有用的地方

不过,说它无用也过头了。反乌托邦真正的产出不是警报,是词。

「新话」「双重思想」「老大哥」「奥威尔式」,这些词已经脱离小说进入了公共语言。二〇一七年那场记者会之后,「另一种事实」被大批评论直接叫作奥威尔式措辞。

命名不改变现实,但它让一件事可以被指认。没有词的时候,人只能说自己感觉不对,说不清是哪里不对。

所以我给的判断是:反乌托邦的功能是词典功能,不是警报功能。它不告诉你哪天会来,它只在你遇到那件事时,递给你一个可以写下来的名字。

收口

合上书,屏幕亮起来,第一条推荐已经等在那里。

它没有电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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