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先讲婚姻,后讲朝代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通史,第一页多半写着「中华民族的起源」。三皇五帝,夏商周,然后一路往下。
吕思勉那本,第一页讲婚姻。
上册十八章,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一路排到学术、宗教。下册三十六章,才轮到朝代。
顺序一换,读法全变。这本书的特别,不在它写了什么,在它把什么放在了前面。
这本书的来历
书是吕思勉一个人写的。字诚之,江苏武进人,一八八四年生,一九五七年卒。
一九二六年起,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本国史。这门课一共只有一百二十小时,学生要在两个学期里把中国史过一遍。
他原先想讲文化史,因为按中学那套讲法讲通史,必然重复。后来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把课改回通史,注明须注重文化,他才把课劈成两半。
劈法是:上册讲社会,下册讲政治。
上册一九四〇年三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因战事拖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上册自序落款是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册的最后一行是六个字,「卅·九·一八于孤岛」。中间隔着两年,上海已经沦陷。
这两册的分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静的史实」与「动的史实」。典章经制是静的,理乱兴亡是动的。
一部讲中国历史的书,先花整整一册去讲婚姻、族制、田赋、兵制、衣食、住行,这个安排在当时并不寻常。旧史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分别以人、年、事为单位,没有一种以「社会」为单位。
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新史学》里把旧史骂得很直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列了四条病根: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通史这种体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答这四句批评才被造出来的。吕思勉这本,是那批尝试里做得最彻底的一种。
彻底在哪里?在于他真把「群体」当成了叙述单位。帝王将相在他笔下退到执行者的位置,制度、生计、婚配、赋税、兵器、道路、文字、信仰占了前台。
代价后面会说。先说好处:读完这本书,你手上会多出一套坐标,能判断一件事落在社会的哪一层。
上册十八章:一张社会的剖面图
十八章的目录,配上每章要处理的问题:
(1)婚姻 它要处理的问题:人怎么从无禁例走到聘娶;(2)族制 它要处理的问题:血缘团体怎么变成宗族,又怎么散成小家庭;(3)政体 它要处理的问题:权力从哪来,君主凭什么;(4)阶级 它要处理的问题:谁在上谁在下,界线划在哪;(5)财产 它要处理的问题:土地怎么分,兼并怎么发生;(6)官制 它要处理的问题:中央怎么管住地方;(7)选举 它要处理的问题:官从哪里来。
(8)赋税 它要处理的问题:国家怎么收钱;(9)兵制 它要处理的问题:兵从哪来,谁养;(10)刑法 它要处理的问题:罚什么,怎么罚;(11)实业 它要处理的问题:农、工、商怎么组织;(12)货币 它要处理的问题:钱怎么变;(13)衣食 它要处理的问题:穿什么,吃什么;(14)住行 它要处理的问题:住哪,怎么走;(15)教育 它要处理的问题:谁读书。
(16)语文 它要处理的问题:文字和语言怎么统一;(17)学术 它要处理的问题:思想怎么传;(18)宗教 它要处理的问题:信什么。
十八章可以归成五组。
家与族(婚姻、族制)回答「人怎么组织成最小的单位」。
权与位(政体、阶级、财产)回答「谁说了算,凭什么」。
官与税(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是国家的运作机器:官怎么设,人怎么选,钱怎么收,兵怎么养,罪怎么罚。五章连读,等于把一台机器拆开看齿轮。
物与日(实业、货币、衣食、住行)写人怎么活着。种什么,做什么买卖,用什么钱,穿什么,住哪里,怎么走路。这一组最不像史书,最像一部物质生活志。
学与信(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写脑子里的事:谁有资格读书,文字怎么统一,学问怎么传,信什么。
为什么这么排,绪论里交代得比自序清楚:
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
这句话是全书的地基,同时也是一个赌注:他赌静的那一层更能解释一个社会的样子。
后来的读者若不满意这本书,多半是不接受这个赌注。这一点留到最后一节再说。
家与族:两个人怎么变成一家人
第一章 婚姻
婚姻那一章最容易被低估,因为它讲的第一件事就不好听。
他不从「礼」讲起,从经济讲起。异性之间的结合,最初没有禁例;禁例是一层层加上去的,每一层背后都有实际的理由。
先是辈行。同辈之间可以有关系,隔辈不许。他据《尔雅·释亲》里兄弟之妻互称娣姒、以及父与伯叔父舅父同称诸父的痕迹,推断古代确有一个按辈分排婚配的时代,「在周代的宗法中,其遗迹还未尽泯」。
然后才是那句常被引用的原文:异姓之间的婚姻,「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卖买,再变为聘娶」。
掠夺要冒报复的风险,于是抢完之后留下物件作补偿。补偿变成交易,女子成了交换品之一。他写得很干脆:「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卖买的远源。」
这个推断的胆子很大,因为它的证据全是零碎的遗迹。他举了三条。
婚礼必用雁,雁是猎人之物;《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是两张鹿皮,也是猎人之物;婚礼必在黄昏举行,他的判断是「亦当和掠夺有关系」,理由很朴素,黄昏是动手的时候。
第三条最有意思。一个仪式的时间点,被当成了行为方式的化石。抢亲要在天黑时进行,抢成了要成为礼,礼就把这个时间点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抢亲这件事彻底消失之后。
再往下是同姓不婚。古人给的理由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他直接说这是后来附会。真正维持这条禁例的,是《礼记·郊特牲》那四个字,「所以附远厚别」:异姓通婚能把敌对的部族变成亲家。
春秋战国那么多以婚姻为外交手段的事,正是这句话的注脚。他补了一句更进一步的推论: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互为因果。禁得越严,越需要向外找;向外找得越多,内部的禁例就越有必要。
这一章的下半段转了个方向。礼经所记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
打算到什么程度?婚礼之后要三个月才算成妇。三个月内舅姑去世,新妇还要行庙见之礼;没有庙见就死了,要归葬女家,因为「示未成妇」。他由此下一句判断:「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
也就是说,一场婚姻的成立,最后一道手续由新妇向夫家祖宗报到,与两个人的意愿无关。祖宗认了,婚才算成。
顺着这个结构,女子的位置就定了。她成为家族的财产,忠实于是被要求的,贞操因此渐渐被看重。后世的婚姻多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与闻,甚至有指腹为婚。
他也实录了礼法之外的部分。多妻起于男子的淫侈;卖淫的两个来源,一是齐之女闾,一是女乐;后世的掠夺婚仍有遗迹,买卖婚则无其名而有其实。
他引了一句社会学家的断语,「凡是法律和习惯限制男女性交之处,即有卖淫之事,随之出现」,然后自己接上:既有私有财产,自有卖买;既有卖买,淫亦自可为卖买的标的。
这句是把卖淫放回经济制度里解释。它不新鲜,但在1939年写进一部通史,需要一点不在乎非议的劲。
章末的评语很重:「统观两性关系,自氏族时代以后,即已渐失其正常。」
理由是女子在生育上负的责任比男子多,斗争的力量比男子弱;不论凭武力还是凭财力,都渐渐沦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
这句话放在一九三九年,相当不客气。他没有把一夫一妻制当作天经地义,只当作一个阶段。同一章末尾他甚至说,「家庭制度,实不是怎么值得维持的东西」。
这里要停一下,因为这句话最容易被误读成激进的宣言,而他并无此意。
他接着给的方案落在家庭之外:「以节育及儿童公育,以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政策层面的建议,落点很具体:婚姻制度里有一部分痛苦,源于家庭把养老和育儿的全部责任压在了一对夫妇身上。
读这一章,最该拿走的是那个方法,那些结论倒在其次:凡是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家庭规矩,他都去问一句,它是为谁打算的。
今天的彩礼、从夫居、孩子随父姓、婚礼上谁坐主位,都是「为家族打算」的遗迹。城市里两个人自己领证、自己办酒、自己买房,看起来已经摆脱了这套东西,但一到过年回谁家、孩子跟谁姓,那套旧账立刻又翻出来。
观念顽固只是表象,底下是结构还在。婚姻至今仍是两个家庭的连接,而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吕思勉在一九三九年能看出的东西,八十年后仍然成立,原因不在他预言得准,在这套结构的底座一直没换。
需要说明一点:这一章用的框架,今天已经不流行了。
他讲的「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是一条单线进化的路,来自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一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几乎是人人都用的工具。
后来的人类学放弃了这条单线:婚姻更多被看作群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非从乱交一步步收敛到一夫一妻的阶梯。
所以他的具体结论要打折。但他追问的方向没有过时:一种亲属制度为什么长成这样,答案要到生计方式里找,不到道德训条里找。
第二章 族制
族制承接婚姻,问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下一层:一群人怎么绑在一起。
他先拆一个常识:血缘并非人类团结的唯一因素。按年龄分辈的时代,老、壮、幼各有所养,那种组织里并没有夫妇父子兄弟的位置。所以亲族关系是后起的东西,不是天然的起点。
他甚至说,人类「实在是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聚居并不限于两代。
母系到父系的转折,他给出的解释很朴素:生业变了。农业起来以后,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婚姻的形式随之从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变成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
姓的来历也在这里。每一个母系氏族都有一个名称,那就是姓;一姓总有一个始祖母,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就是。后来商周奉契、稷为始祖,是这次转变留下的史实。
宗法是这一章的硬核。周代宗法的骨架,据《礼记·大传》,是四层:
同宗的人同奉一个始祖;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世代相传;始祖的众子为别子,各自立宗,其嫡长子继别,其众子继祢;再往下还有祧。
这套东西的功能,他讲得比一般教科书直白:「有一大宗宗子,则活人的治理、救济,死人的祭祀问题,都解决了。」
请注意这三个词:治理、救济、祭祀。
它既非宗教组织,也超出纯血缘团体的范围,而是一套功能齐备的地方自治机器。族里有纠纷,宗子断;族里有鳏寡孤独,宗子供;族里有婚丧,宗子主持。国家在县以下没有那么多手,这些事就由宗族接住了。
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小宗断了,只是这一支没了;大宗断了,整套系统就没人管了。
维持这套系统的成本,是共财、共居、共爨。三样缺一,系统就撑不住。他自己的话是:「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以推出一个不太浪漫的结论:宗法毁于新经济,而非毁于新思想。人一旦进城、进厂、进市场,共财共居共爨三样自动失效,宗法就只剩一个空架子。
他还顺手记了一个后果:同居之风之所以长期存在,理学家提倡的功劳不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被反复抢救过的制度,并非自然而然延续下来的。
抢救的痕迹留在家谱和义门里。累世同居的大家族,朝廷在伦理上褒扬,政治上却要摧折,因为「强宗巨家」对县官是麻烦。
他写这一层的时候没有评论,但两句话并排放着,意思很清楚:国家需要一个能自救的社会,又怕这个社会大到能对抗自己。
这一章还有两处细节值得记住。
一是「无后」问题的由来。宗祧继承要求有男系继承人,于是立后成了制度;而立后时拥护同姓之男、排斥亲生之女的做法,他觉得「倒也还使人心服」。这句反讽写得很克制。
他对「无后」的心理机制有个很实的解释: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不忍坐视其灭亡;在中国,这件事是家,所以要深虑无后。这话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道德命令翻译成了一种财产与事业的延续焦虑。
二是姓氏的变迁。姓与氏原本两分,姓表血统,氏表分支;后来混而为一,问氏即知官、知技。到后世,「现在的所谓姓氏,从各方面而论,都已毫无用处,不过是社会组织上的老废物罢了」。
他对家庭下的定义,是全书里少见的温和句子:「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
这句定义值得对比他前面的分析。前面他拆得很冷:家庭是经济单位,族制随经济变,宗法是治理机器。到这里忽然给出一个近乎温情的功能定义。
两者并不矛盾。他的意思是:家庭承担的功能里,只有养老和育儿这一项不该被拆掉;其余那些(治理、祭祀、财产共同体)都可以随经济结构一起变。
他还看到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到近代,这反而成了穷困的原因。孩子不能早早挣钱,还要支出教育费。他写这句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开始。
八十年后这句话更明显了。一个家庭从「多生一个多一份劳力」变成「多生一个多一份支出」,生育率的下降就不必用观念解释。变的与其说是人心,不如说是账目。
这里我要下一个判断,也先把最强的反驳摆出来。
反驳是这样:宗族并不只是保险和司法,它同时是身份系统。一个人姓什么、哪一支、第几世,决定他在葬礼上站哪里、在族谱上占几行。这些东西不能用「有没有用」来衡量,把祠堂热解释成「只剩仪式」是看轻了认同的需要。
这个反驳成立。近二十年的修谱、重建祠堂、回乡祭祖,确实有一大半动力来自认同,来自「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
但我仍然认为功能解释更根本。理由是:认同可以脱离义务单独存活,功能不能。今天重建的祠堂,管祭祖、管修谱、管联谊,不再管救济、不再断纠纷、不再共财。它保留的是名字,卸掉的是责任。
一个只保留名字的系统,会长期存在,但不会再长回原来的样子。这是宗族在当代的真实处境:它成了一种文化设施,不再是一种制度。
权与位:谁说了算,凭什么
第三章 政体
政体那一章最出人意料,因为它先做的是一件在今天看来很当代的事:拆解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君主的前身有三个身份叠在一起:氏族的族长、军事的首领、宗教的祭司。三种资格各有各的继承规则,也各有各的权威来源。
族长靠血缘,首领靠能打仗,祭司靠能通神。后世君主的全部神圣性,是这三种东西的混合物。
这个三分法不难想到,难的是他往下追了一步:这三种资格并非同时长出来的,是从不同的时代攒起来的。
血缘的权威最老,军事的权威次之,宗教的权威又次之。攒到一起之后,谁也没法把它们拆开,于是君主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东西:他既是父亲,又是统帅,又是神的代言人。
他接着做的第二件事更冒险:去古书里找民主的痕迹。
《周官》有「大询于众庶」,国家遇危难、要迁都、要立君,都要问众人。他把这三件事拆得很清楚: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三件都是无法由一个人拍板的事。
《书经·洪范》的「大同」,实质是一种多数决议: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看哪一边多。这套算法很怪,因为它把占卜也算作一票,但怪里面有一个认真的东西:它承认决策需要多个来源的同意。
他还注意到《左传》里的例子。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盘庚要迁都,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反复晓谕,那番话就是今天《书经》里的《盘庚篇》。
他的结论下得很干脆:「可见《周官》之言,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
再往下是那句最容易被引用的: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十四年,这一年还被当作中国确切纪年的起点。
一个王朝有十四年没有天子,由两个贵族共同执政,而且史书照记、纪年照走。这件事被当作中国信史的起点,实在有点反讽:中国有确切纪年的第一年,就是一个没有王的年份。
他由此给了一个判断:古代确实有过民主政治,后来被破坏了,并非古代从未有过。这句在三十年代说出来,分量不轻。
同一章里还有一句更硬的:「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
他甚至指了一个时间点,说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的曙光。
这里要插一句方法论。他做的其实是两件事:一件是把「民主」这个词从现代政治里拿出来,放到古代的制度习惯里去比对;另一件是把「专制」这个词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判断里拿掉。
这两件事都有风险。第一件容易被指为比附,第二件容易被指为回护。他自己知道,所以在章里正面回应了一句:
「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
这句是驳论,用得克制。「抹杀史实」四个字,等于说对方根本没看材料。
他还把「封建」这个词重新分过。昔人所谓封建时代,他主张再分为部族时代(先封建时代)与封建时代;所谓封建,应指慑服异部族使其服从、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使本部族移殖于外这三件事。
分得这么细,是为了解决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疆域极大的国家,而欧洲的封建却碎成几百块?
他的答案是文化扩散。封建各国的封土不断扩大,从「方百里」到「地方数圻」,统一的第一步是从无关系进到有关系。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而不是某个人的意志。
他还讲了一个很技术的细节:春秋时吴、楚都称王,战国七雄也都称王。称王这件事在当时并不等于统一天下,只是表示「我这一区不认周天子了」。
齐桓、晋文之所以能称霸,靠的是承认那个已经衰弱的周天子,因为「在国际的秩序上,亦一时不好否认他」。
这一段把「尊王攘夷」从道德口号还原成了秩序成本的算计。承认一个弱天子,比重新排一次座次便宜。
章末有一段,是全书最像宣言的地方: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于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
注意这句话的结构:他先说国家必有阶级才能成立,再说三家想望的是没有阶级。这是一个判断,也是一个界线。他不认为那个理想实现过,只认为它被想过。
这个区分很要紧。把「想过」说成「有过」,是浪漫主义;把「想过」说成「没有意义」,是另一种浅薄。他两边都不站。
读这一章,我自己的收获是一个视角:中国政治史上真正稀缺的东西,是「不必靠皇帝好不好也能运转的制度」,好皇帝倒在其次。
从共和行政到三省六部到内阁,每一次制度设计都在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不行,系统还能不能转。答案有时能,有时不能。能的时候,史书称为盛世;不能的时候,史书称为乱世。
第四章 阶级
阶级那一章,最有价值的是把「国人」和「野人」这两个词拆开。
古书上遇见这两个词,读的人往往不觉其严重。他偏说,两者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国人起初是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是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耕种。
证据有几条: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险处;国内行畦田,国外行井田;国人充任正式军队,野人不服兵役。
这三条都是硬的。城筑在险处,是为了守;田制不同,是因为土地来源不同;兵役只给国人,是因为武器不能交给被征服者。
再往下,厉王被逐那件事,《国语》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参与国政、起而反抗的,都是国人。野人的反应只有两种:碰上好君主就歌功颂德、襁负而归,碰上坏君主就「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一个是能赶走王的人,一个是只能逃走的人。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阶级的实质就露出来了:它的实质在政治资格的有无,收入差距只是影子。
所以他说,一个国家初立国时的基本,靠的是国人。
这条界线后来怎么消失,他给了三条推想:年代远了旧事被遗忘;居地接近、婚姻互通;征服部族要剥削被征服者,中间需要人手。
三条都是「关系变密」的方向。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推想,不是证据。这一处的坦白值得记住:全书里凡是他拿不准的地方,他都会写「大约」「怕」「推想」,把确定与推测分开。
然后是第二次转折。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之后,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晁错《贵粟疏》那段话被他引来作证: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
法律和事实反着走,这是阶级转型期最常见的景象。名分还挂在旧的地方,钱已经流到新的地方。
奴婢的问题,他给了一个与常识相反的判断:中国古代的奴婢,由俘虏、罪人这两个政治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原因造成的多。
理由是土地私有之后,农奴随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大规模垦荒需要人手;还可以让奴婢去经营渔盐商贾之利。奴婢越多越富,数目就没了限制。
这个判断的分量在于:它把「古代是奴隶社会」这种笼统说法拆掉了。中国有奴婢,但奴婢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力;大部分生产者是自耕农和佃农。所以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态,用「奴隶制」去套,套不准。
这一章还有一段讲游侠,写得比正文都生动。他说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到后世,侠变成了「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也就是流氓。
一个词从「以武犯禁的义士」变成「街头的混混」,中间发生了什么?他的解释是:社会不需要那种人了。武力掠夺被禁止之后,靠武力吃饭的人只剩两条路,一是入仕,一是入帮。
这段读完会有一个不舒服的联想:任何时代都有被结构挤出去的人,他们的名字会变,位置不太变。
阶级这一章还有一处方法论上的提醒,值得单独抄出: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所以「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
这句话是他全部民族论述的前提。后面讲五胡、讲辽金元清,他都用这个前提:文化可以同化,体质差异没法当政治理由用。
章里我最想抄下来的是这一句:
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
这句话把「道德」和「制度」的次序摆正了。他没说不要道德,他说不要拿道德去填制度的窟窿。
这句话放到今天照样能用。凡是把问题归到「人心不古」「素质不够」的说法,都可以用这句话回一句:先看制度让人处在什么位置,再谈人该怎么做。
阶级的下一段是门阀。九品中正扶植了门阀,门阀靠郡望、靠谱牒、靠婚姻圈自我维持;到五代,「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套东西才彻底散掉。
他引柳芳的话讲门阀的构成,讲得很细:本来门第的高下、秦汉以来的谱牒、本地方人的共认。三样里最要紧的是第三样,因为前两样都要靠它作证。
这段的现代对应很清楚。今天的「第一学历」「本校直升」「校友圈」,功能上和郡望是一回事:它们都是低成本的身份识别。一个组织要在几分钟里判断一个人,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看他从哪里来。
门阀制消失之后,这套识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成了别的凭据。
第五章 财产
财产那一章是全书结构最宏大的部分。他一开口就把中国历史劈成三段: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至新室之末为第二期,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此后为第四期的开始。
分期之外,他还借了孔子的三世说作框架: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对应大同、小康、乱世。
这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断。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他由此判断,孔子的话并非纯理想,背后必有历史背景。
这是整章的方法论:把一段被当作道德理想的叙述,还原成一个社会阶段的记忆。
第一期(大同)的样子,他据《礼运》和《荀子》拼出来:农业时代,土地公有,山泽公有,本部族内无交易;有需要可以向别部族讨;一团体中的老弱残废,众人无条件养活。
他判断这套规则真能实行,「确可使匹夫、匹妇,无不得其所」。
这句话不太好懂,要配合他前面的分析读。原始社会物资少,但需求也少;没有剩余,也就没有争夺的对象。他写这一层时用了一个很利的说法:那时候的人「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
合力对物,起因于不合力就活不下去。道德是后来的结果。
第二期(小康)的转折,他列了六条:人口增加,地代发生;山泽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后入私人之手;工业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商人活跃;物的归属开始有你我之分;货币进步,交易与放债有了工具。
这六条推出来的三种人:大地主、大工商家、子钱家。
子钱家就是放债的。三种人里,最容易被史书忽略的是这一种,因为他不出现在田园诗里,也不出现在朝堂上,他只出现在借据里。
看这个时代的经济,他推荐《史记·货殖列传》。这一句推荐很见眼光:那是中国古书里唯一一部把赚钱当作正经事来写的列传。
第三期从王莽失败算起。此后的思想史,在他看来只剩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均贫富。儒家主张恢复井田,是平均地权;王莽的王田与六筦,是强力推行;后世的枝节改革,是缓和版。
王莽失败的原因,他归到「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这条线:问题不在政策,而在条件。
他写王莽那一段,语气很复杂。一边承认王莽的政策有见识,一边断定它必败。他的原话是:「根本上铸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
这句话是全章最冷的一句。它把「如果手段高明一点会不会成功」这个假设直接掐掉了。
章末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判断:「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这句话后来常被当作他的政治表态。读全文会发现更像一个结构判断:一个反复出现的诉求背后,总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处境。
平均地权这件事在中国反复出现,是因为土地反复集中。政策可以换名字,从井田到王田到均田到一条鞭,处境没有换。
这里我要下一个判断。
从财产这一章能看出一件事: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几乎全部集中在分配上,很少集中在生产上。均田、限田、减租、轻赋,都是把已有的饼重新切;很少有人问,饼能不能做大。
这个偏向由处境逼出来,与愚蠢无关。农业社会的产出上限就在那里,风调雨顺也许多收两成,遇上天灾就全没了。产出不能大增的时候,分配就是唯一的变量。
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与其读作道德格言,不如读作农业社会的经济学。它成立的前提是「寡」无法改变。
工业化和城市化把这个前提拆掉了。产出可以持续增长之后,分配问题并没有消失,但它换了一种形态:不再是「怎么分一块固定的饼」,而是「谁有资格进入做饼的地方」。
这个转变,吕思勉没有见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还基本是一个农业国。但他在财产章里埋下的那条线索——制度随生计变——恰好可以解释这个转变。
顺着这条线索看今天:土地财政、房价、平台抽成、股权分配,争的已经从「多分一点」换成了「谁被允许上场」。这已经是另一种问题了。
官与税:国家的五台机器
第六章 官制
官制那一章开头先认输:这门最繁复。历代设官既多,又时有变迁,变迁又不是条理系统地改正,而是听其迁流所至。于是有名无实,有实无名。
他给了一句近乎悲观的通则:「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
这句话可以当作读官制史的总钥匙。官名是纸上的东西,做事的是人;人事一变,官名照旧,职权早就换了地方。
但他还是给了一个可用的入口:「明于一时代所设之官,即能知其时所行之政。」
官是干活的容器,看容器就知道当时政府在干什么。这套方法比背官名有用得多。
他把历代官制分成六期,从列国时代一直排到明清。六期的划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每一期都问同一个问题:中央怎么管住地方。
然后是全书最漂亮的一处制度分析。汉武帝设刺史,用六百石的官去监察二千石的那一级。
用低级别盯高级别,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次制度发明。它的妙处在于:监察者的官位低,不易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的前途由中央给,不必讨好地方。
他补了一个技术细节:这时候的「州」只是口中的称呼,并非法律上的名词。也就是说,刺史没有地盘,只有任务。
此后两千年,官制的分与合都在这条线上摆:汉之刺史变州牧,是监察官转成行政官;唐之观察使、宋之转运使、明之巡抚、清之总督,走的是同一条路。
每一次都由临时差遣变成固定官署,再由固定官署变成一级政府。中央派出去的眼睛,最后都长成了地方的头。
这条规律,他讲得很平,但它是全书最实用的一条。凡是「派出机构」,都有长成「一级政府」的倾向,因为派出去的人要办事,办事就要人手,要人手就要编制,有编制就有地盘。
他还讲了几处别处不太提的东西。
一是尚书。所谓尚书,本是替天子管文书的,犹之管衣服的谓之尚衣,管食物的谓之尚食。后来这个「管卷之流」变成了六部之长。晋初荀勖从中书监迁尚书令,人家来贺,他发怒说:「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焉。」
一个管档案的职位,最后成了权力的中心。这也是一条规律:离文书最近的人,离决策最近。
二是九卿与六部的关系。他说九卿一类的官,以性质论,实在和六部重复的。两套班子并排,一套渐渐变成虚衔,一套渐渐变成实职。
三是吏。「无官之名,而许多行政事务,实在倚以办理的为吏。」官是考出来的,吏是传下去的。这一层在别的通史里几乎不占篇幅。
他还有一处替晋武帝翻案。晋平吴之后罢州郡兵、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权,恢复监察之职。后世论者把这件事说成召乱的根源,他的评语是「殉名而不察其实」——只看了名目,没看实情。
这一段的意思不难懂:把地方武装撤掉,短期看是削弱了防御,长期看是恢复了制度的分寸。八王之乱的原因在分封,不在罢兵。两件事被后人搅成一件,是因为乱世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
官俸一节,他的结论很短:历代虽厚薄不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薄俸与贪墨的关系,他没展开,只把两个事实并排放着。
并排放着,就是他的论证方式。他不说「薄俸导致贪腐」,因为那样说太容易;他把两个数字摆出来,让读者自己称。
第七章 选举
选举章的重心是科举,但落点在更前面的一句定义:选举与世袭对立。
古代的选举限于士以下,大夫以上是世官。到战国,世变益亟,腐败的贵族再也撑不住当时政治,于是选举的范围扩大。
汉以后的入官之途,他列了七条:征召、辟举、荐举、吏员、任子、专门技术人员、捐纳。
这七条并排放着,本身就是一种判断。所谓「选举」,在两千年里一直是个混合体,德行、门第、考试、出钱,四种标准同时在场。
他还专门澄清了两个容易混的东西。任的本义为保,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恩典,被保者犯罪,保他的人未必负责。资选与选举无关,那是怕吏贪赃,假定有钱的人总要少贪些,于是限定家资若干才许为吏。
卖爵也不能算卖官,因为爵只是一个空名。
这种区分看起来琐碎,其实是全书的方法:一个词在史书里出现了两千年,含义早就变过好几轮;不拆开,读什么都是糊的。
九品中正起于曹魏,废于隋,科举随之兴起。
他对九品中正的批评很短,但很准。乡评的所谓好人,是社会上的好人,只须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则兼须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个个秉公,他所以为好的人也未必宜于政治。
何况做中正的人未必公正:徇爱憎、快恩仇、慑势、畏祸,四样一来,制度就空了。
这是把「德」与「才」分开的一次经典论证。德行是社区里的评价,才能是岗位上的要求,两者不重合。用一个社区的共识去选一个岗位的人,中间必然有损耗。
科举与门阀荐举的根本差别,他用四个字点出:「怀牒自列」。
唐制,愿应举的人自己把牒送到州县。这一条改变了权力的方向。此前的郡国选举,权全在选举者手里;有才而被漏掉的人,无可奈何。
有了自列之制,州县不喜欢的人也必须考;州县偏爱而无应试能力的人,想举也举不上。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被选举之权因此扩大。
他的评语是:「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
这里要停一下,因为「科举好不好」这个问题,从晚清吵到今天,两边说的常常是两件事。
说科举坏的人,讲的是内容:八股空疏,试帖无用,读书人一辈子耗在几部经书上。
说科举好的人,讲的是程序:它把「谁该上位」从人身转向文本,从推荐转向考试,从门第转向分数。
吕思勉两边都看到了。他把考试内容空疏归到另一个层面,不让它取消制度在公平上的进步。原话是「科举之弊」有两条:学非所用;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前一条改考试内容即可,后一条非兼重学校不行。
这是很实在的分法。前一条是内容问题,可以换;后一条是形式问题,换不掉,因为任何一次考试都只是「一日之短长」。
还有一句关于回避制度的判断,可以当作他论制度的通则:「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
也就是说,选人这一步再严,也不能替代用人的监督。选对了一半,用错了还是白搭。
他讲科举的兴起时间,也有一个修正。历来把科举看作抡才大典,其实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唐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在政治上所取的人并不多,用之亦不重。
所以科举的地位是后来长上去的,起初并没有这么重。这个修正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宋代的改革声音最大:一件事一旦变成唯一的上升通道,它的毛病就会被放大。
宋代改革那一段,他把王安石与苏轼的分歧讲得很清楚。王安石主张学校养士、立三舍之法、以经义策论取士;苏轼一派的意见是,经义策论比诗赋有用,但考试仍不可废。
他站在哪一边?他给了一句持平话:「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
接着是一句更细的分辨:「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
这句话把「读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拆成了两个岗位。做具体事务,靠的是经验和人情;定方向、断大事,靠的是见识。两种能力不通用,也不互相替代。
八股那一节,他讲的是形式。四书文逐段相对,不能用后世事,于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一种文体能反过来塑造一代人的知识结构,这是文学史里少见的现象。
写这一章,我最想说的是一个当代的对照。
科举制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选出了多少人才,在于它给了一个「可预期的上升路径」。一个农家子弟知道,只要书读得好,就有位置等着他。这个预期一旦成立,社会就稳定;一旦破裂,读书这件事本身就会被怀疑。
今天的高考、公考、考研,承担的是同一个功能。争的也不是「哪种考试更科学」,而是「还有没有一条只靠努力就能走通的路」。
旧的争议是「所试非所用」,新的争议是「所试之外的通道越来越少」。前一个问题可以改内容,后一个问题改不了内容。
第八章 赋税
赋税章把几千年拆成两类:一类是农民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一类是此外逐渐生出来的税。
第一类的主线,是一条税基迁移的线。租庸调按人丁收,前提是土地公有;均田一垮,租庸调撑不住,杨炎改两税法,按财产收。
这是税基第一次从「人」转向「地」。他对两税法的评语带着遗憾:「两税以资产为宗」,若就此研究改良,使有产者按财产多少分等负担,于无产者加以优免,本可以走得更远。
这句遗憾里有一个判断:两税法开了一个正确的头,但没有走完。它把税基挪到了财产上,却没有建立累进。
中间还有一层他讲得很清楚,也最容易被忽略:汉代的田税很轻,私租很重。国家取的那一份薄,地主取的是收成的一半。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
国家的轻税,不等于农民的轻负担。中间隔着一层地主。减税的好处落到谁手里,取决于谁在收租。
这条观察放到任何时代都成立。凡是「给某方减负」的政策,都要看这个减负会不会在中途被截走。
他还讲了算赋的来历。汉代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本是古代横敛的赋变来的;因为取之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实在太暴虐,于是改为总取钱若干,其余一切豁免。
从任意征收到定额征收,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的来由是可操作性,与仁慈无关:任意征收的成本太高,征收者自己也受不了。
役法那一节,他讲得比田税还细。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有役法,公家举办事业就不必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这句话把「徭役」从道德评价里拉了出来。修长城、开运河、筑城郭,用徭役和用雇工,在账上不是一回事。
明代一条鞭法把赋役合并折银,清代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彻底取消。他特别指出,所谓「丁」并非实际丁口,而是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也就是说,清代的人头税在名义上取消了,在账上变成了田赋的一部分。名目消失,负担转移。
这个手法在中国财政史上反复出现。他有一句总评:「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
这句话容易误读。他并非在为苛税辩护,而是指出一个制度史的事实:名目会归并,负担会沉淀。
第二类里最重要的是盐税。他讲刘晏的盐法,说其法「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实在是个良法」。这是全书少数直接称赞某项政策的地方。
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线索: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宋朝相沿未废。一个为军费临时开的税目,从此长成了常制。
临时税变常制,这条规律和官制里的「派出机构变一级政府」是同一类现象。制度的临时状态最难取消,因为取消意味着有人要少拿钱。
写这一章,我要提一个后来被反复讨论的现象,明清人自己已经看见了。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里讲「积累莫返之害」:历代并税,每并一次,当时的税负看似减轻,过些年又会在并税之外长出新的加派,于是税目越并越多,总额越来越重。
后人把这段话概括成「黄宗羲定律」。秦晖写过文章讨论它,讲得比原话更清楚:并税式改革如果不限制政府的支出,只合并税目,过几年又会长出新税。
吕思勉这本书没有用这个概念,但他讲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走的正是这条路。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简化,简化之后又复杂,复杂之后再简化。
这出于财政的结构,与改革者是否无能无关:只要支出会自然增长,税目就会自然繁殖。
顺着这条线看二十世纪,二〇〇六年取消农业税,是中国财政史上少见的一次「减项」而不是「并项」。它把一整类税种直接去掉,而不是合并到别的税里。
代价是县乡财政要另找来源。后来发生的事情——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里的比重上升——在结构上仍然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解法:支出还在,税基换了。
所以读赋税这一章,真正该记住的不是那些税名,是那条反复出现的逻辑:财政问题从来不是「收多少」,是「谁在收、向谁收、收来的钱落到谁手里」。
第九章 兵制
兵制章的骨架是一个八期分期,这是他最擅长的写法:用一条线把两千年的兵串起来。
第一期,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不当兵,是部分民兵制。第二期,战争剧烈,向来不服兵役的人也加入,是全体皆兵。第三期,天下统一,兵显得过剩,多用罪人与降服异族,人民疏于军事,遂招致五胡之乱。
第四期,异族同化、人数减少而战斗剧烈,不得已用汉人为兵,又因财政艰窘令其耕以自养,于是有周隋唐的府兵。第五期,承平既久,府兵败坏,募兵起来。
第六期,宋竭力集权于中央。第七期,元以异族入主,另有一番措置。第八期,清亦以异族入主,不久兵力即腐败。
八期里最耐读的是府兵那一节。他归纳府兵的好处:不花养兵的钱,士兵自己有产业,将领带不走兵。坏处是承平久了训练必废。
这三条好处,其实是三个约束条件。不花钱,意味着兵要自己种地;有产业,意味着兵有退路;将带不走兵,意味着兵认名册,不认人。
三条都成立的时候,这套制度极省;任何一条松动,整套就垮。承平久了,第一条变成负担(种地的人不愿打仗),第二条变成钻营(有产业的人可以雇人顶替),第三条变成空文(战事一起,兵还是要跟着一个人走)。
募兵补上战力,却把兵和将绑在一起,藩镇就这么长出来。宋代反着来,兵权收归中央,代价是战斗力封顶。
这一段把中国古代军事史的核心矛盾说透了:兵权集中与战力,二者不可兼得;每一次选择,都在两头之间换。
他还讲了一个具体的账。唐初府兵之所以能维持,与当时「不甚调发大兵」有关;一旦边疆战事频繁,兵员长期在外,家里的田就荒了,府兵制随之废坏。
制度的崩坏多半起于自身承诺兑现不了,与敌人无关。府兵承诺的是「当兵几年就回家种地」,做不到,人心就散。
民兵制度的破坏,他系在后汉光武之时;北强南弱之势,系在东晋以后养成。
对「南方风气柔弱」这个流行说法,他明确反对:「后世论者,以为由于人民风气的强弱,实在是错误的。」
他举孙策、孙权、周瑜、鲁肃、诸葛恪、陆逊、陆抗等人,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与北方相抗,且有吞并中原之志,而魏竟无如之何。
他还补了一条旁证:赵翼《廿二史札记》里有一条,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实未曾变。
南北强弱出于政治组织,与所谓人种气质无关。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平常,在1939年说出来,是对当时流行的「国民性」论调的一次直接反驳。
这一章末尾,他把兵制与更大的问题接上:「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
军队在社会结构里的功能,除了打仗,还有收容。这一句解释了很多历史现象:为什么乱世之后总要养一大批兵,为什么裁军总是难,为什么「招安」在中国政治里是一个常规手段。
一个社会总有一批无法进入生产的人,军队是最古老的收容所。这个功能不写在兵制里,但它一直在起作用。
第十章 刑法
刑法章开头先推翻一个老问题。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他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理由是法律有两个来源:一是社会的风俗,二是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不会著之于文字,而对人民的关系远较后者为切。
这个区分一立,「成文法起于何时」就不重要了。因为真正管着人日常行为的,从来是习惯,律条只占很小一角。
《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他反问:三千条法律,能铸在鼎上吗?所以那些「刑」,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
同理,《礼记》说「曲礼三千」,两者数目相合,可见所谓刑,是施诸违礼者的。
这个推论很见功力:用物理的容量去否定文本的性质。三千条铸不上鼎,所以那三千条不可能是铸在鼎上的成文法。一步就把一个争了一千年的问题解掉了。
往下是法律史的骨架:《法经》重盗贼而轻其余,断不足以应付进步的社会;汉律、令、比中掺入儒家学说处决不少;《晋律》删除复重、依条理系统编纂,历代大体相沿;隋唐五刑各有等级;清末改订旧律。
中间有一句极重要的判断:「所以从《晋律》颁行以后,直至清末采用西法以前,中国的法律实际无大改变。」
一千五百年,法典的骨架没有大动。这句话比任何「超稳定结构」的宏论都有说服力,因为它给了一个具体的起点和终点。
为什么能这么久不变?他给的解释是:入律的只是最永久的部分,其余的放在令、格、式里。所以律可以少变,事可以多变。
这是一种分层立法。律是骨架,令是通则,格是禁令,式是格式。骨架不动,血肉随时换。这套技术的成熟度,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句判断值得记住:「法律的性质,既如此陈旧,何以仍能适用呢?」他给的答案指向习惯:决定何者为罪的,根本上实在是习惯。
这一句把「纸上的法」和「活着的法」分开了。读古代判例会发现,很多判决依据情理,律条只作参照。情理也非官的自由裁量,而是地方社会的共识。
他对肉刑有一段议论。肉刑之所以被看得重,是因为别的损失总还可以设法回复,惟有断肢体、刻肌肤是绝对的。所以废肉刑在后世被视为仁政,而司法界中有经验的人,间有主张恢复的。
这一段他没有下结论,只把两边的理由摆出来。摆出来之后,读者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人道不人道」的问题,是一个「监狱有没有用」的问题。徒刑要有监狱、要有管理、要有刑满之后的社会接纳;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肉刑反而「省事」。
审判一节,他指出司法自古与行政不分,但「除特设的司法官吏而外,干涉审判之官,亦应以治民之官为限」。
这句话是承认现实之后的限度设定。既然县官一定要管审判,那就划一条线:管到哪一级为止。
对「中国人不愿诉讼」这个说法,他有一句冷话:其实这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
这句话把一种被当作美德的东西还原成了成本计算。不打官司,多半由于打官司要花钱、要挨板子、要得罪人,而且未必赢,与礼让无关。
他还讲了一个观念史的事实: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理想,但理想被后人读成了制度目标,于是调解被推崇,告诉被抑制。
一个理想变成一项政策,中间会掉很多东西。无讼的本意是「让争讼不必发生」,政策化之后变成了「让争讼不要发生」。前者要治本,后者只要压住。
领事裁判权那一节,他的态度很硬:撤消领事裁判权其实不成问题,只要我国司法真能改良,自不怕不能实行。先把自家的事做好,再谈收回。
这是他一贯的顺序,也是这本书反复出现的一种姿态:不把问题推给外人,先看自己哪一处没做好。
写这两章,我想到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兵制和刑法,一个是国家对外的暴力,一个是对内的暴力。这两章里,吕思勉都没有停留在「制度好不好」的评价上,他一直在问:这套东西要靠什么维持,维持的成本由谁付。
府兵靠士兵自己的田维持,田荒了就崩;募兵靠财政维持,财政紧了就欠饷;宋代的禁军靠中央的粮维持,粮道一断就散。刑法的成本更隐蔽:监狱、衙役、审级、复核,每一环都要人。
所以一个王朝的治理能力,最后都落在同一张账上。账算得过来的时候,制度显得宽大;算不过来的时候,制度就显得严酷。严酷多半出于余量不足,与意志无关。
物与日:四章生活史
第十一章 实业
实业章先把「本末」这个词救回来。他说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若除去轻视工商的意思,单就本末两字的本义立论,其见解是不错的。
理由是农业让人有剩余,剩余才有掠夺的价值,劳力才变得宝贵,战争才频繁,组织才复杂。文明起于几个特别肥沃的地点,与农业有极深的关系。
这一段把「重农抑商」从一个政策口号还原成了一个生存事实。在产出只够糊口的时代,粮食就是全部的安全;把劳力从田里抽走去经商,等于把保险退掉去炒股。
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他列了三端,第一条是「讲究农学的人太少」。这一条在三十年代说出来,带着明显的现实指向。
他对农书的评价也不客气:《尧典》固然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史官的记录;古代耕作之法,「较诸现在,并不见得佳良」。
这句话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中国的读书人习惯把三代看成黄金时代,农法也一样。他说不及今人,等于把「古胜于今」这个默认前提撤掉了。
工业那一节,他给了一个制度史的解释:工官制度破坏之后,日用器具的生产变成就地分工,合若干地方之产才成一件器物。
这句话解释了一件常被忽略的事。中国手工业长期停留在小规模、多地协作的形态,技术并非瓶颈,卡在组织形态。一把好刀,铁来自甲地,柄来自乙地,装配在丙地,每一环都是小作坊。
他还专门驳了一种常见的工业史写法:「世人每举历史上几个特别智巧的人,几件特别奇异之器,指为工业的进化,其实是不相干的。」
理由是那些东西没有推广。一个工匠发明了连弩,如果朝廷不用、民间不学,它就只是一件奇物。技术史看普及率,最高点不作数。
他讲马钧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假使当时魏蜀的争战再剧烈些,别方面的势力再均衡些,竟要靠连弩决胜负,魏国也未必有马钧而不用。假使马钧生在现在,断不能谓其不能发明飞机。
这话把「中国人不善机巧」这个说法拆掉了。非不能也,是不必。需求不出现,发明就没有去处。
接着他给了一句更硬的判断:「以为只要消费自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工艺自然会不断的进步,只是一个浅见。」
这句话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乐观:只要市场放开,技术自然会进步。他说不是。技术要进步,需要的不只是赏格,还需要一套能把发明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行货的组织。
商业那一节,他写商业初兴的样子:只有定期贸易,运销的多是奢侈品,专与王公贵人为缘。
《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农闲才去做买卖,这是商业的起点。它一开始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副业。
奢侈品的买卖先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贵族有闲钱买远方的东西,普通人连盐都是就地解决。所以早期的商路,运的都是轻、贵、能久存的东西:丝、玉、香料。
他在章末说了一句少见的好话:「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
这句放在一部以农为本的通史里,是有分量的。他没有把商人写成寄生虫。
第十二章 货币
货币章有一个漂亮的推断,前面已经提过,这里说全。
他注意到明代黄金与白银的比价是一比五,与汉代完全相同。若金真的减少了,比价该变;比价不变,说明金的总量没大变。
由此反推:古书里黄金记载多、后世记载少,原因不在黄金消失,也不在被拿去供佛,而在分配方式变了——原本聚在贵族手里,后来散到民间。所以「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
这条推断的方法值得单独说:他用的并非新史料,而是两组旧数字之间的关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书里少有「惊人发现」,却常有「原来如此」。他的功夫不在找新材料,在把旧材料摆对位置。
章里还有几条硬知识。古代最普遍的货币大约是贝,凡货财之类的字都从贝;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钱圜函方,取象于贝。
但贝不是一开始就通行。《诗经》说「握粟出卜」,又说「抱布贸丝」,可见西周春秋之际,交易还常常用实物。铜钱的使用,自周至汉并不十分普遍。
这一段有个细节我很喜欢。他说货币制度的起源,往往是「国家因民间习用贝,又宝爱铜,而铸作此物」;所以「国家自能发动的事情,实在很少,都不过因社会固有的事物,从而整齐之罢了」。
这句话是全书对「国家能力」最清醒的一次表述。国家极少从无到有地创造制度,它多半是把民间已经习惯的东西标准化、加盖印记、收归专营。
汉文帝还放民私铸,到武帝才归官。这条线也说明同一件事:铸币权从来由争夺而成,本无天然归属。
纸币的前身是飞钱,交子由官置后变成官发纸币。金朝行钞,钞法崩溃至无法挽救。
他对纸币有一段技术性分析,落在一个结论上:主币可以用纸,辅币则必须用金属。
理由是辅币流通频繁、单笔金额小,用纸成本反而高,且磨损快。这个判断在1939年是对当时币制改革的直接意见。
他还解释了另一个反直觉的现象:中国人长期想不到用金银做货币,因为少额交易用铜钱,大额授受嫌钱笨重则以纸为代表,比用金银更合理。
也就是说,中国不走金银本位,账算得很清楚。铜钱管零钱,纸管大钱,中间不需要金银这一层。
顺着这条线看今天,他的判断有一半被推翻了。数字支付让「辅币必须用金属」这条失效:零钱也可以只是一串数字,成本几乎为零。
但另一半更成立了:货币的信用来自习惯,不来自材质。他说的「拿出去,就什么东西可以换到」,正是今天说的流动性。这句话在一九三九年和现在,含义没有变。
第十三章 衣食
衣食章是全书最好玩的一章,也是最能看出他方法的一章。
他从《礼运》一段讲衣食住进化的文字入手,先替这段材料的可靠性做辩护:古人最重古,许多典礼在进化之后仍保存旧的、不适用的东西以资纪念,比如有酒之后祭祀仍用水。此等典礼的流传,使人容易记忆前代之事。
所以这段文字可用。
这一步很关键。他先解决「这条材料能不能信」,再解决「这条材料说明什么」。多数人写文化史,直接跳到第二步。
然后他据《仪礼》里「其牲狗」「妇特以豚馈」两句,推出狗肉是男子供给的、猪肉是女子供给的,再反过来解释「家」字为什么从豕。
这个推论未必条条是定论,方法是清楚的:先让两条冷材料对上,再让它们互相解释。
这种手法在传统考据里叫「以经证经」,他用来解释日常生活的起源。一个字为什么这么写,答案可能藏在一条祭祀的规矩里。
食物部分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判断:古代虽以鸟兽之肉为主,蔬食却能养活很多人口,到春秋战国仍然如此。
这句话纠正了一个常见的想象。我们读《诗经》《左传》,满眼是肉;实际上多数人吃的是野菜和谷物。肉是贵族的日常,平民难得一见。
饮的部分,他排了一条线:酒、茶、烟草、罂粟。酒味日趋于厚,由醴而酒;古人酒德颇劣,看《酒诰》《宾之初筵》可知;茶次之,烟草又次之;罂粟之名始见于宋初《开宝本草》。
这四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都能上瘾,都从药用或礼用变成日用。他写得平淡,但这条线本身就是一部消费史。
茶那一节,他还讲了一个技术细节:唐中叶后才开始收茶税,而茶的制法古今不同,所以能减少其有害的性质,成为普遍的饮料。
也就是说,茶能普及,不只是因为好喝,是因为加工方法变了。一种饮料的流行,背后常常是一次工艺改良。
衣的部分,材料上麻丝是大发明,木棉后来居上;裁制上由衣裳而深衣,由深衣而长袍。
他给服饰史下了一条通则:「衣服不论在什么时代,总是大同小异的。」
这句听着平淡,其实是在反对把服色变迁读成文化断裂。改朝换代要「改正朔,易服色」,听起来很隆重,实际上老百姓穿的还是那几样,变的是上层的规定。
这一章我读完,最想说的是他的「物」的眼光。
多数历史书写人,他写的是物:狗、猪、栗、布、酒、茶、麻、棉。物不会撒谎,物的变化慢,物能留下痕迹。
一部通史里肯用一整章写「吃什么、穿什么」,说明作者相信日常生活有独立的历史。这个信念在1939年的中国史学界不算主流。
第十四章 住行
住行章的第一个判断很惊人: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
巢居、穴居是通常的说法,他据《礼运》《孟子》分疏:温热之地为巢,干寒之地为营窟;再进一步是在地上凿穴,再进一步是堆土成复,再进一步是版筑成墙。
而中国民族最初的居处,他倾向于湖居一说。文化进步以后,不藉水为防卫,才居到大陆上。
这个说法今天看未必成立,但它背后的推理有意思:防卫的需要决定居住形态。人先住在水上,因为水能挡住野兽和别人;等有了墙和城,水就不必了。
第二个判断更不客气: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
他给的理由在技术与材料之外:役法渐废,公共建筑不能征工,必须雇工;造楼的技术似乎很拙;土木之工向来不受重视。
这一条后来常被建筑史家反驳。反驳有道理,但要注意他的限定:他讲的是「建筑之术」在制度与技艺层面的地位,并非否认存在伟大的建筑。
他还顺手讲了一个细节:中国古代的「大房屋」,只是地盘大、屋子多,将许多屋连结而成,两层三层的高楼很少。
这个观察和「建筑不发达」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中国的建筑成就集中在平面铺开,不在向高处生长。宫殿是院落群,不是塔。
长城那一节,他算了一笔账,算得很清楚:以防守论,造长城实在是最经济的方法。汉朝不修长城,是因为匈奴入塞动辄千骑万骑,长城挡不住;等到呼韩邪以后匈奴宾服,也就不必修。
所以终两汉四百年,不闻修造长城。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他判断的证明:修不修,看敌人来不来,看来了挡不挡得住。
交通那一节,他引了一句极准的成语:「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
水路交通利益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千里以下的几乎数不着。陆路则颇为腐败,因路政之坏,交通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
这一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南北整合远强于东西整合。运河把南北串起来,山脉把东西隔开。
他还讲了一个生活细节:古人出门,「道而不径,舟而不游」。走大路不走小路,坐船不游泳。这出于治安与水的风险,与胆怯无关。
读这一章,我想补一句自己的看法。
他把建筑不发达归到「役法渐废」「土木不受重视」,这两条其实是政治性的。一个社会把最好的技术和最多的劳力投向哪里,透露的是它的价值排序。
中国古代把最多的工料投在城墙、陵墓、宫殿、水利上,这些都是国家工程;私人住宅反而简陋。欧洲把最多的工料投在教堂上,那也是国家工程,只是发包方不同。
所以「建筑发达不发达」,问的其实是「谁在花钱,花给谁看」。这个问题比技术问题更根本。
学与信:四章精神史
第十五章 教育
教育章开头先改定义。现在所谓教育,意义颇近于从前所谓「习」。习是人处在环境中,不知不觉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
所以古人教学者必须慎其所习,孟母三迁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改法有它的实际后果。把教育还原成「习」,等于说教育的主战场不在课堂,在环境。课堂能教的东西有限,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多半由他天天看见的东西决定。
他接着反驳一个流行见解。读史的人多说欧洲的教育学术和宗教关系深,中国的浅。他说这话后世固然不错,古代却不然。
证据是明堂。古代的明堂,是宗庙,是朝廷,是君主所居的宫殿,也是他讲学的学校。后来这些机关才逐渐分离,成为各别的建筑。
一个建筑同时承担四种功能,说明这四件事原本没有分开。祭祀、行政、起居、教学,在同一屋檐下进行。
俞正燮《癸巳类稿》说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尤可见古代大学的性质。所以「学校的性质,决不是单纯的教育机关」。
这句话是这一章的地基。我们今天把学校当成一个专门教知识的地方,这个观念很新。在古代,学校首先是行礼的地方,是养老的地方,是议政的地方,读书只是其中一项。
从这里可以推出一个更实用的判断:教育从来不中立。它总要教一套做人的规矩,区别只在于这套规矩是明说还是暗含。
他还讲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兴学必在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
前一句是《孟子》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把这句话的顺序读出来了:先饱食暖衣,再谈教。饿着肚子讲教化,讲不动。
往下是一条官学的衰败线:汉武建元五年设学校;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看重学校的只有两个人,王安石和明太祖。
「粉饰升平」这个词他用得很准。他说这并不是学校能积极地替政治装饰出什么东西,而是消极的:傥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
一所只为「不能没有」而存在的学校,会退化成一个衙门。他讲得更狠的一处是:所谓府州县学,寻常人是不知其为学校,只知其为孔子庙的。
学校变成了庙,读书人变成了香客。这个观察在明清的地方志里能找到大量佐证。
他对官办与私立有一句很现代的意见: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这句放在一九三九年,是对当时教育统制的一种迂回表态。他还补了一条理由: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要比较陈旧些。因为公家的动作慢,要照顾的面多,任何改动都要先求稳。
写这一章,我最想说的是明堂那个意象。
一个屋顶下面,祭祀、行政、起居、教学同时进行。后来它们分开了,各自成了独立的系统,各自有了自己的规矩和利益。分开是进步,但分开也丢了一样东西:它们本来是为了同一件事。
今天的争论里,常见的一种是把教育当成一个独立系统来改:改课程、改考试、改评价。改来改去,会发现真正的变量在学校外面——家里有几本书,父母说什么话,孩子放学后去哪里。
这也是「习」这个字的本来意思。教育的效果,大部分不在教育系统内部产生。
第十六章 语文
语文章是全书技术性最强的一章,也是最容易过时的一章,但它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起点是一个纠正: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是在两者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如此。萌芽之始,代表意思多靠身势,最重要的是手势;与语言同表意象的是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
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这一句推翻了「文字必表音」的常识。
这个推断很硬。它的意思是:画一只鹿,先是为了指物,并非为了记音。音是后来附上去的。
往下是六书、字体变迁(篆、隶、正、行、草)、《说文》的地位、单音语渐变为复音、语言可由分歧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至分歧。
他对六书的评价不高:「以六书说中国文字的构造,其实是粗略的。」理由是六书是汉代人归纳的框架,用它去套更早的字,套不准。
这句话在文字学界至今有争议,但方向对:分类框架总是后起的,后起的框架套不住先起的事实。
字体变迁那一段,他讲得比一般文字学史细。隶书之所以通行,是因为「这种字写起来,比篆书简便得多,所以一经通行,遂不能废」。
书写工具决定字体。这是一条硬规律:笔软、简牍窄、要快,字就必须扁、必须省笔。后来纸张普及,字又变了。
他还提了一个实用的意见:中国字现在书写之所以烦难,是由于都写真书。求书写的便利,究竟该用行书还是草书,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这句话在1939年说,等于在问「能不能让手写体合法化」。今天这个问题被输入法解决了,但解决的方式他想不到:与写字快慢无关,人索性不写了。
最要紧的是这一句:「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
他把语音差异的根源放在语调上。这个判断在当时是少数派,今天看仍站得住:一个方言区的字音差异,往往小于整句语调的差异。
关于拼音化,他的意见是有条件的:「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
他没有反对拼音化,也没有主张立刻改。他给的是一个过渡方案,理由是文字统一的功能尚未被替代。
这一章还有一条关于借字的观察: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径用中国文,如朝鲜;用中国文而参以土语;自造文字。满、蒙、回、藏四族都用拼音文字。
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实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进化」,这句是就文字内部而言,并非就全局而言。
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承认了一个事实:汉字系统里也有表音的成分(形声字的声旁),只是没有走到全表音。所以「汉字不表音」是一个过强的说法。
写这一章,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汉字真正难的地方,是它把「形、音、义」三样绑在一个符号上,而这三样各自会变。字形变了,字音变了,字义也变了,绑在一起的东西就会松动。
所以读古书需要训诂,需要注疏,需要一代代人去重新绑一次。拼音文字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只绑一样东西:音。
但这个「缺点」也带来一个好处:汉字能跨时间。两千年前的句子,今天的人还能读,靠的是形,音帮不上忙。
这两件事是一体两面。要跨时间,就得付学习的成本;要学习容易,就顾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不是优劣,是取舍。
第十七章 学术
学术章是上册最长的一章,近两万字,也是全书思想密度最高的一章。
它先分三期:自上古至汉魏之际的诸子之学;自佛学输入至亡清的玄学与理学;自西学输入以后。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把先秦五家各系在一个时代上。
农家代表最古的思想。证据是许行两说: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物价论量不论质。若非根据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不能有此思想。
道家代表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证据在《老子》本身:多三四言韵语;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证其时代之古。而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所以思想上发生反动,要教之以守柔。
墨家代表夏代的文化。证据是《汉志》说墨家「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云云,都显见得是明堂中的职守;《吕览·当染篇》记墨子学于史角之后,是墨学出于清庙之官的确证。
儒家与阴阳家代表西周时代的思想。证据是荀子说的「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国虽亡而治法犹存,其时代必较近,其文化必较发达,才足为后人所取法。所以儒家有通三统之说,阴阳家有五德终始。
法家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
这个框架今天看,有些环节的证据已不足持(比如《老子》的年代),但那个想法是对的:思想史上的每一家,都在回答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处境。
我在这里要停一下,把这个方法的利弊都说清楚。
利是明显的:它把思想从「天才的洞见」还原成「处境的回应」。一套学说为什么长成这样,要问它在跟什么较劲。农家讲并耕,是因为它记得一个没有政府的时代;法家讲严刑,是因为它面对的是兼并战争。
弊也是明显的:过度整齐。五家各配一个时代,实际上任何一家的思想都要跨好几个世代才成形,内部的争论也远比「代表某个时代」复杂。用「时代—学派」一一对应,会削掉思想内部的褶皱。
但即便有这个弊,他的方法仍比「诸子起源」的旧说高明。旧说是「某家出于某官」,从《汉书·艺文志》一路传下来;他改成「某家出于某社会阶段」,把制度史的因果换成了社会史的因果。
再往下是他对经学的处理。这一层最见功力,也最枯燥。
今文古文之争,历来被讲成真伪之争:一派人说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一派人说今文经是残缺的。他不这么看。
他的解释是:当时儒家之学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
也就是说,古文经学的兴起,是一场「借壳改革」。改革者想引入新的说法(比如更多的制度设计、更宽的伦理尺度),但直接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会挨骂,于是托古,说这些说法本来就有,只是藏在另一批经书里。
他还替这种迂回说了一句惋惜的话:傥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岂不直捷?
这句话里有一种读书人的疲惫。他知道托古是不得已,也知道不得已的代价是后人要花两千年去辨真伪。
魏晋玄学那一段,他有一句更硬的判断:玄学的兴起,「并非从儒家转变到道家,只是儒家自己的转变」。
他把玄学接在儒学内部,这个说法一反通常的「儒道递嬗」叙事,今天仍有一派学者沿用。
理由是玄学家所讨论的问题(本末、有无、名教与自然)是从汉儒的经学问题里长出来的,并非自《老子》搬来。
这句话的方法论意义大于结论。它提醒人:一个时代的思想转向,往往是同一套书被读出了不同的问题。
佛教部分,他讲大小乘、十界、唯识,落在一句提醒上:佛教输入中国前后互异,「亦因其本身的前后,本有不同,并非在彼业已一时具足」。
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的是不同时期的佛教,并非一次成型的佛教。汉末传来的是小乘禅法,魏晋传来的是般若,唐代传来的是唯识与密宗,每一批都带着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印度背景。
这条提醒很实用。今天读佛经觉得前后矛盾,很多矛盾出自来源不同,与翻译无关。
宋学部分,他给了很高的评价与很低的评价并存:治心的方法有很大价值,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
理由是宋儒所认为合理的组织,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的道德、伦理与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分工扩充、大家族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适用。
他用了一个很重的比喻:削足适履,等人性于杞柳而以为杯棬。
这个判决我要摆一个反驳,因为它太容易被人拿去做简单的结论。
反驳是:宋学塑造的是一种责任伦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从范仲淹到东林,从书院讲学到乡约,这套东西支撑了中国读书人七百年的公共生活。用「治世不可用」一句话否定它,等于把这种精神资源一笔勾销。
这个反驳有力,但它反驳的是「宋学没有价值」这个说法,不是他原话的意思。他说的是「治世的方法不可用」,讲的是制度设计的部分,不是人格养成的部分。
所以更准确的理解是:宋学能造就人,不能造就制度。它教人怎么做个正直的人,不教人怎么修一条路、办一所学校、管一笔钱。
这也解释了近代以来的一种尴尬:读宋学出身的人,道德上很硬,办事上很软。
章末转到文学与史学。文学上,韵文先于散文;文以载道之说为近人所诋毁,但他的态度是分辨而非附和。史学上,「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一大进步。
最后他讲西学输入,讲得很克制。他说「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又说「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
这两句话把「西学冲击」从主角的位置上挪开了。西学是催化剂,不是原因;真正在变的是社会组织。
他还指出一件旧学术的盲点:「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
这句话可以当作整本上册的注脚。他写这本书,做的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研究对象」这件事。前面十七章都是在演示这个研究对象长什么样。
第十八章 宗教
宗教章从定义入手:宗教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人生问题,而学问只研究一部分问题。所以一种宗教兴起时,总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不易改变,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遂成为进化的障碍。
这段话是对宗教一般机制的分析,不带褒贬。
接下来的一句是全章的枢纽: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像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
灵界是人间世界的反映。这句话一立,后面所有的材料都能排上位置。
《左传》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神只吃自己族人的祭品。与其说神选择,不如说族选择:祭谁,是政治共同体的边界。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契、稷是上帝之子,所以他们的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这个谱系是权力的合法性文件。
他还讲了一个很技术的区分:郊祭最初只是祭日,不是祭天。《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后来哲学观念发达,才有「苍苍者天」,才有整个的天神。
而「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所以他判断: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
这一段解释了中国的神界为什么是「多神而琐碎」的。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把与农事有关的神一概祭一次;此外还有中霤、门、行、户、灶,五祀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事。
然后是那句最精辟的总结:「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
神的大小不重要,远近才重要。玉皇大帝管天,可他不下雨;龙王管下雨,所以香火旺。这个逻辑到今天没变:求财的去财神庙,求子的去娘娘庙,考学的去文庙,各拜各的。
他接着反驳一种流行的进化论: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
他的反驳很有意思: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
一个不亲细务的最高神,必然要有一批中间层来办事。于是神界有了官僚:城隍、土地、灶君、判官,各有辖区,各有职守。
这个观察比「多神教落后」的说法高明得多。它把神界结构解释成政治结构的投影,而不是信仰水平的刻度。
道教那一节,他讲了两块:一块是本土信仰的收纳箱,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合并起来,被收容于道教之中;一块是神仙家,方士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与医药关系甚密。
所以道教为什么内容庞杂,答案在这里:它的功能在收容,建构则谈不上。凡是没地方去的旧神,都进这个筐。
佛教输入的年代,他做了考证。通常说汉明帝时,他据《后汉书》所载楚王英已信佛,判断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
回教因回纥人信奉而得名。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
还有一条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往往藉宗教为工具。
张角就是一个例子。他讲太平道,讲符咒治病,规模最大。宗教在这里的功能,是组织的现成外壳。
章末的判断很干脆: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
这句和前面「宗教要解决整个人生问题」并读,意思才完整:中国的信仰生活是弥散的,没有交给一个统一的教会。所以宗教没有成为组织的力量,也就没有成为组织的对手。
这句话可以再推一步。
一神教把人生的全部问题交给一个机构回答,所以那个机构能组织人、能对抗王权、能办学校办医院。中国的信仰没有这个集中的机构,所以它办不成大事,也造不成大祸。
近代以来的很多判断,都在这一点上分岔。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缺乏超越精神,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务实。吕思勉只给了一个结构性的陈述:弥散的信仰,组织能力弱。
这个陈述比两边都好用,因为它可以验证。凡是需要大规模组织的时候,中国社会总要另找外壳:宗族、会馆、帮会、政党。宗教没有提供这个外壳,别的东西就来补位。
下册三十六章:两千年压成三十六章
下册从第十九章接上,按时代排。先看全表:
起源 章:19–21,覆盖:中国民族的由来、中国史的年代、古代的开化;上古 章:22–25,覆盖:夏殷西周、春秋战国的竞争与秦的统一、古代对异族的同化、古代社会综述;秦汉 章:26–33,覆盖:秦治天下的政策、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汉武帝的内政外交、前汉衰亡、新室兴亡、后汉盛衰、后汉分裂与三国、晋初形势。
魏晋南北朝 章:34–37,覆盖:五胡之乱上下、南北朝的始末、南北朝隋唐间塞外形势;隋唐五代 章:38–41,覆盖:隋唐盛世、唐的中衰、唐的衰亡与沙陀侵入、五代十国与契丹;宋辽金元 章:42–46,覆盖: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北宋积弱、南宋恢复的无成、蒙古大帝国的盛衰、汉族的光复事业。
明清至民国 章:47–54,覆盖:明朝盛衰、明清兴亡、清代盛衰、中西初期交涉、汉族光复运动、清朝衰乱、清朝覆亡、革命途中的中国。
三十六章压完两千年,平均一章不到六十年。这是极高的压缩比。
压缩的办法是抓节点。他不写每一场战役,写「哪个制度在这一段开始失灵」。
他在第十九章开头交代了这个安排的理由,话说得很坦白: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很贫乏;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
所以他变换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叙述,下册再依时代略述盛衰。
这个交代很重要。它说明下册的「略」出于自觉,与偷懒无关。他知道政治史的叙述最容易变成「相斫书」,也最容易武断,所以把它压到最薄。
下面按段走。
起源与上古:从茫昧到统一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这一章处理的是一个当时争论很热的问题:汉族从哪里来。
他先立一个地理框架:亚洲东部自成文化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中心,北为蒙古高原便于游牧,南为粤江闽江流域地势崎岖。
然后他逐条驳斥。安特生说中国文化西来,他反驳: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先秦之物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尚未行于西北。
这条反驳靠的是物证的分布,文献帮不上忙。如果文化真的从西边传进来,路上应该有痕迹;没有痕迹,路就不成立。
要说清这场争论的分量,得补一点背景。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一九二一年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遗址,挖出彩陶,与中亚、东欧的彩陶有相似处,于是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个假说在当时的国际学界是主流,因为它符合「文明自西向东传播」的大叙事。
吕思勉的反驳,落点在空白:如果彩陶这条路成立,新疆应当是中转站,而那里只有汉唐遗物,先秦之物一件也没有。中转站没有货,路线就不成立。
今天考古学给出的答案,两边都不站。中华文明不是从一个中心扩展开的,是多个区域各自起源、逐渐汇聚。苏秉琦把它概括成「满天星斗」,后来又有「多元一体」的说法。
所以他那句「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方向对了,形状说错了:不是主干把枝叶长出去,是几个枝各自长起来,最后连成一棵树。
「南来」说他也驳: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而断发即古代的髡刑,文身即古代的黥刑,以南方民族的装饰为刑,可见曾与之争斗而以俘虏为奴隶。
这个论证很巧:如果一种装饰被当作刑罚,说明两个群体之间有过征服关系。刑名是从敌对者的习俗里借来的。
结论是:「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
这句结论今天看需要修正。二十世纪的考古已经证明,中华文明不是单一中心扩散,是多区域并行起源、逐渐汇聚。但他的方向是对的:汉族不是从外面搬来的,是在这块地上长出来的。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这一章短,是一章方法论,但它决定了后面所有章节的分寸。
他说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而正确的年代原子两个条件:正确、不断的记载。
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周厉王、宣王之间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这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
共和这个年号背后有一场政变。厉王暴虐,国人起而攻之,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躲在召公家里,国人围住召公的宅子要人,召公拿自己的儿子顶了出去,太子才活下来。
此后十四年,国政由周公、召公二人共管,所以叫共和。一个王被赶走,两个大臣合署办公,史官照样一年一年地记。
纪年的连续性,是从一场内乱里开始的。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年代能记下来,靠的是有一套人天天在记,与天下太不太平无关。
但他随即给了一个比例尺:世界之有人类,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
这个比例尺很狠。它把「三千年文明」这件事放进人类史里,立刻显出它的短。
所以要靠历法推算,把涉及天地现象的断片记载还原成年月。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
他还提醒一句: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
今天要复原共和以前的年代,靠的是三种材料:文献里的王年、天象的回推、器物的测年。文献给年数,天象给坐标,测年给区间,三者对得上,一段年代才算立住。
天象那一头,最著名的一条是「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再旦,说的是日出前后发生日全食:天亮了一次,食甚时又黑下去,然后第二次亮。
一九九七年有学者用天文软件回推,把它定在前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清晨。这个结果被广泛引用,也一直有人质疑:软件精度、观测地点、当时的地平条件,每一样都能把结论挪动几十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给过一组年表:夏始于前二零七零年,商始于前一六零零年,武王克商在前一零四六年。这组数字进了教科书,在境外学界仍有争论。
争论的焦点不在结论本身,在方法能不能互证:碳十四的取样是否干净,测年误差是否压得住,天文回推的前提是否成立,三者之间有没有循环论证。
这件事有一个规律值得记住:越往上,年越粗;越近,年越细。这是记载密度的问题,与古代是否更神秘无关。共和以后一年一条,共和以前一个王一段。
埃及有王名表,两河有逐年官名表,都是为记账与祭祀留下的。中国的连续纪年靠的是史官制度,从共和元年开始一年不断,这一点在世界上确实少见。
这一段我读的时候想了一件事。历史写作最难的不是知道多少,是知道多确定。同一件事,有人的说法是「确有其事」,有人的说法是「大约如此」,中间差着一整套证据链。
他每一章都在交代这个差别。凡是他拿不准的,句子会变短,或者加「怕」「大约」「殊不可知」。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这一章处理的是三皇五帝。
盘古、三皇、五帝,他逐层剥。盘古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他甚至提了一句「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五帝之说原子五德终始,创自邹衍。
古代帝王有德号与地号之分:德号代表社会开化的某阶段,或者某个部族特长于某种事业;「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见的真相,就更少了」。
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后人造成的一个古史系统,实际上怕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甚至判断蚩尤与炎帝即是一人,涿鹿与阪泉亦系一地。
这些判断在今天看,有些已经被考古推翻,有些被证实。但他做的与其说是考据,不如说是拆系统:把一个被后人排好的谱系,还原成一堆来源不同的传说。
考古给出的替代版本是这样的:黄河中游有仰韶,其后有龙山;长江下游有良渚,辽河上游有红山,成都平原有宝墩。它们不在一个谱系里,各有各的来路。
一九三一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挖出一个三叠层:仰韶在下,龙山在中,小屯的商文化在上。地层一压,相对年代就定了,中国的史前从此有了顺序。
二里头在河南偃师,一九五九年由徐旭生访查时发现,年代约当前一七五零到前一五三零年,有宫城、有青铜作坊、有绿松石龙形器。
很多人认为它就是夏的都邑,但「是夏」这件事至今没有文字证据,只有年代与地望的相合。
陶寺在山西襄汾,出了观象台、朱书扁壶、大墓里的龙盘;石峁在陕西神木,石头砌的城,面积四百万平方米。两个遗址的年代都压在尧舜之际。
《尚书·尧典》有一句「协和万邦」。万邦,是一堆并存的邦,不是一个王朝。这个说法和考古看到的多中心,比和「五帝一系」对得更齐。
他讲德号代表社会开化的某一阶段,其实已经摸到了这个方向:把人物当阶段读。有巢氏是住,燧人氏是火,神农是农,名字底下是一段技术史。
他判断蚩尤与炎帝是一人、涿鹿与阪泉是一地,这一条今天多不成立。三十年代能用的只有文献,把两个名字合成一个,是在材料稀少处求简洁的代价。
疑古与考古是两件事。顾颉刚那一代的任务是拆,把层累造出来的古史一层层剥掉;再往后的一代又要往回补,因为地下的东西一出来,古书里被当成神话的记载开始有了对得上的实物。
然后是一个关键的制度转折: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可见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关系,共主之位不容空阙;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
从推举到世袭,他给了两个条件:关系够密,实力够强。
这两条其实是同一个条件的两面。关系够密,才需要一个常设的共主;实力够强,才可能把共主变成家产。
这一章还有一处他自己承认是猜的:他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治水,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
理由是区域既小,无论堙塞还是疏导,都挽回不了水灾的大势。
这个说法跟传统叙述差得很远。传统说大禹治水成功,才有夏朝。他说治水大概没成功,人是搬走的。
我喜欢这一处的坦白。他在猜,他自己知道在猜,而且把猜的理由写出来,让读者可以反驳。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这一章以少康中兴为主线。
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杀羿、少康奔虞、终于复国,这一串他讲得比其他章详细,因为这是夏代唯一有事迹可传的一段。
情节本身值得一记,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份「亡国与复国」流水账。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五个儿子作乱,太康因此失国,政权落入有穷后羿之手。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不是君位,所以世系仍旧相传: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
羿荒于游畋,被臣子寒浞所杀。寒浞占了羿的妻妾,生下浇与豷,派他们灭掉夏的同姓之国斟灌、斟寻,又灭掉夏后相。
相的后妻是仍国之女,被灭时正有孕,逃回母家生下少康。寒浞听说这孩子有才干,派人去找。虞国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纶这个地方封给他。后来靡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灭掉寒浞;少康灭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豷。
一环扣一环,谁杀了谁、谁逃到哪里、谁把女儿嫁给谁,全都记下来了。这种记法在后世史书里成了标准:亡国不是一件事,是一串事。
他也承认这段带神话与传说的性质,但判断「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
旧说的释地,他一条条驳。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又说「因夏民以代夏政」,那么穷石纵非夏都,也必与夏都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即穷国所在,地在今安徽霍邱。这一带正是他推想中夏朝早期的根据地。
地名考订的用处在这里显出来:把神话说的地方落在地图上,故事就有了地理逻辑。
夏的世数少于商,他给的解释是商「兼行兄终弟及之制」。周之始祖弃为舜时稷官,封于邰;成王康王之时称西周盛世。
有一处判断很见眼光:桀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用一条逃跑路线反推地理开发的程度,这是他常用的手法。人往哪里逃,说明哪里安全;哪里安全,说明哪里没有敌人;哪里没有敌人,说明哪里还没开发。
商朝世数多于夏,他的解释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一个制度会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人数和年数,这种解释只有把制度当真的人想得出来。
他还顺手做了几处地名考订。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用的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
这一条是读古地理的实用规则。地名会搬家,同名不同地是常态;判断一个古地名,先看记载者的时代。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这一章的核心是一句话:「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
他先讲文化扩散的规律:文化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共主之国一国之事,其余茫昧;东周以后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为多。
这个变化本身就说明文明区域在扩大。他称这一步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
春秋的战争和战国的战争,不是同一种事情。春秋的兵是贵族的事,一辆战车后头跟着几十个徒卒,摆阵,决胜负,退了就完了。
战国的兵是编户的兵,动辄数十万,围城数月,断粮道,引水灌城。规模一变,打仗从一件事变成了一项工程。
工程要人、要粮、要算账。谁能把人力物力从乡里抽出来,谁就占先。于是各国先后变法:魏有李悝尽地力、行平籴,楚有吴起削贵族,韩有申不害讲术,秦有商鞅开阡陌、行军功。
变法的共同方向是同一件事:把中间层压薄,让人直接对着国家。贵族的私属变成国家的编户,采邑的兵变成国家的兵。
还有一处常被忽略:郡县起初是军事设施,设在新得的边地,长官带兵;县比郡更早,是灭掉一个小国之后就地设的。等到郡县成了普遍的行政区,封建就已经空了。
规模最大的一仗是长平。秦赵相持三年,赵以赵括代廉颇,秦将白起围而坑之,赵卒四十余万。
这个数字后世有争议,此战之后山东六国再没有单独抗秦的力量,则没有争议。
秦的统一,他归到几条:封建各国的封土不断扩大,统一的第一步是从无关系进到有关系;列国渐相吞并,大国之中建立起郡县。
所以统一是制度的势,并非某一个人的意志。
这一段能解释一个常见的困惑:为什么是秦,而不是齐、楚、赵?论地利、论文化,秦都不占先。
他的答案是:秦的优势在于它的制度更彻底地摆脱了封建。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行军功,把封君与属民的关系换成了国家与编户的关系。这种国家更容易扩张,因为它不需要分封。
军事上秦能打,是因为它能动员;能动员,是因为它把中间层拿掉了。这是制度上的优势,血性之说只解释了表面。
还有一层:合纵连横之所以久不了,是因为联盟的收益是分散的,背叛的收益是个人的。谁先退出去,谁先拿到邻国的那块地。
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以连横破之,两人用的其实是同一套东西:拿眼前的一块地,换对方长远的立场。
所以合纵失败并不全因秦国的强,也因联盟本身是一种付不起的组织形式。要维持它,得有人先出钱、先出兵、先承担损失。
同样的道理可以拿西欧作对照。那边也是一堆小国互相打,打了上千年,打出了常备军、国债、官僚和议会。战争是最贵的竞争,付不起的国家被迫改造自己。
制度的高下,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被竞争逼出来的。秦的好处就在于它被逼得最早,也最彻底。
他讲这一章的结论时,语气很平:统一是势,秦是那个顺着势走并且走得最快的人。这一句既抬高了势,也压低了个人的分量。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这一章是全书民族论述的枢纽。
他先破除「夷蛮戎狄」四字的民族含义:这是按方位分别之辞,不能代表民族。
方位词被当族名,是后世读史的一个大坑。东边的叫夷,西边的叫戎,南边的叫蛮,北边的叫狄——同一个名字,在不同朝代指的是不同的人群。
然后按方位逐个交代:东北为貉,南方有黎(即后世所谓俚),东夷有断发文身与食人之俗。戎狄之中,与中国争斗最烈的是猃狁、犬戎。
他先分了两种人:一种是住在平地、大约在广大草原上而以畜牧为业的,古人称为「骑寇」。
骑寇与骑马的人不同。骑马是技术,骑寇是生活方式:整个部族在马上移动,打仗与放牧是同一件事。
犬戎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泾渭二水流域间,东周以后大约逐渐为秦人所征服。这一段的地理,正好解释了秦为什么能起来:它替周挡住了西边,也顺手把这块地收了下来。
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巴。《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的兵前歌后舞,《后汉书》说这就是汉时所谓巴氐的兵。他判断这话大约是对的,因为汉世还有一种出于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实为证。
但他又推了一步:这两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肃境内,大约因汉族的开拓而向西南方走去。
这条推断把「同化」的另一面写出来了:同化不总是融合,有时是推挤。人群往山里退,退到最后没地方退,就成了后世所谓「西南夷」。反过来说,中原周围那些「蛮夷」的名号,很多是退守者的位置,不是血统的标签。
貉那一节更硬。《周官》有貉隶,可见此族本在内地。所以箕子所封的朝鲜,决不在今朝鲜半岛境内,怕还在山海关以内。
这个说法今天看来大胆,但方向是对的:早期封国的地理,被后世同名地名误导了几千年。
结论是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疆域亦随之拓展。
同化怎么发生的?他在阶级章已给了机制:居地接近、婚姻互通、旧仇淡忘。文化高的一方提供制度与文字,人口多的一方提供人力。
这里我要补一句自己的理解。
同化这个词容易被读成单向:先进的一方把落后的那一方化掉。但看他写的机制,实际是双向的:文化高的一方给制度,人口多的一方给人力,两边都得到自己缺的东西。
同化起于互相需要,与善意无关。凡是只有一方需要的同化,都做不成。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这一章是全书的转折章,也是上册与下册的接口。
开头一句就是问题:周和秦,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旧书里到处是「三代以上」「秦汉以下」。这个见解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
他的答案是:三代以上是一个宗法封建的社会,秦汉以下是另一个。
这一章写得最像哲学。他先讲人的本性:人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人看见他人的苦乐如同自己的苦乐;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这就是古人所谓仁心。
然后他说:「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
这句话是在反驳一种流行的自私论。他的意思是,「我」的范围是被历史撑大的,并非天生就窄。
接下来这个论证很漂亮。他说分工合力,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
于是有三级:大同、小康、乱世。大同是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小康是「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乱世则连这一层都没有。
这个比喻很好。带病延年,说的是那种还能过、但一天不如一天的状态。多数王朝的多数年份,都在这个状态里。
他还讲了一句关于大同的话,值得单独抄出:「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
这句话解释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类最怀念的时代,往往是最穷的时代。
原因不在物质,在关系。人记得的是人和人之间没有隔,吃什么倒在其次。
这一章末尾,他把话说到当下: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
这句话是他少有的直接主张。他接着说,单讲平均地权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
一半理想,一半实务,这就是他的位置。
秦汉:统一之后的两个问题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这一章是全书最敢翻案的一章。
他先立框架:秦统一之后,时势提出两个问题,对内的治理与对外的边防。
开篇先讲英雄与时势的关系:「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
这个开场有它的用处。它先把「秦始皇雄才大略」这个前提撤掉了,后面才好讲政策。
对内的办法,他列出几条:解除人民武装;统一人民的心思(焚诗书、禁私学);废封建为郡县。
收兵器这一条,他讲得很实: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
焚书这一条,他的解释最容易招骂,也最值得看。他说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下者的意见常和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到战国,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人有异见,在上者误以为这是有人故意搅局,于是要统一思想。
所以他判断:「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
前半句是批评(不合潮流),后半句是辩护(不算背古)。两句话并排,说明他要的是分清两件事,翻案在其外。
然后是最重的一句:「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
他的辩护分两层。第一层,政策有理想:这些政策并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而他据以实行,只要看他用李斯为相、言听计从可知。
第二层,失败在手法:政治不能专凭理想,还要顾及实际情形与行之的手腕;他的政策虽好,行之似过于急进。
具体急在哪里?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征战还要戍守,戍守就要运粮,人民已不堪赋役;又沿战国旧习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起骊山坟,还要到处巡游。
他还补了一条更根本的: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统一合理,甚而至于认为反常;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怀报复。
所以秦亡的原因,一半在政策执行的强度,一半在被统治者的接受度。
这个分析今天看仍然站得住。一个新制度推得太快,反对它多半只因为它新,与它坏不坏无关。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这一章讲的是分封为什么必然回潮。
陈胜吴广起兵,既称秦灭六国为无道,斥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这是逻辑的必然,也是人心的必然。
但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所以分封是回潮,统一是底流。
他讲这一段,有一处细节很能说明他的读法。《史记·自序》里有一句「诸侯之相王」,他抓住这四个字,判断分封的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并非项籍一个人作主。
一个词,改写了一件事的性质。这就是他读史的方法:不靠新材料,靠对措辞的敏感。
分封的具体名单也值得看一眼。戏下之会,一共封了十八个王,刘邦得巴蜀汉中,项籍自号西楚霸王,其余诸将各据一地。这份名单的特点是:它按军功排,不按血统排。
所以它是一个妥协,不是一次复辟。想回到战国的人拿到了名分,想统一的人拿到了实利,两边都以为自己赢了。
他对汉高祖有一个很冷的判断: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理由是地势险固、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
这句话把「汉承秦制」这个说法复杂化了。汉初的皇帝,心态上还是诸侯之长。
他还说了一句更彻底的: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
那为什么韩信这些人肯尊他为皇帝?他的解释很妙: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像的。
所以他们尊他,是因为这个名号在当时还不意味着绝对的权力。等他们发现这个名号能做什么,已经晚了。
这一段把「称帝」从一个仪式还原成了一次误判。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误判:人们接受一个新名号,是因为低估了它。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这一章处理的是那个被阁置了六十六年的问题。
高帝吕后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景两帝又存在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
这一段评语刻薄,但接着就是一句持平之论:正因中央政府一事不办,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到武帝初年海内极为富庶。
然后他问:但是如此就算了么?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
这句问话是全章的枢轴。他接着说: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
一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放在今天照样能用。经济增长能解决很多问题,但解决不了「相对位置」的问题。
他对汉武帝崇儒的评价很不客气:「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
理由是他的性质夸大好名,要做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而这些事情只有儒家最擅长。所以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他并不能行。
崇儒而不用儒,用的是儒家的仪式,不用儒家的政策。这个区分很利。
对桑弘羊,他给了一个与旧史相反的评价: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括,实在是错误的。证据是《盐铁论》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光焰万丈,且确有节制资本之意。
但紧接着一句更冷:节制资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
政策的目标和执行的手段之间,隔着一整套官僚机构。目标再好,机构不行,结果就是另一个样子。
对外的一面,他把西域交通接了上来: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距中国很远,古代只有海道,交流不甚密切;西域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文明实恃此而交流。
他还分了两种动机:一种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一种则是君主个人的野心。这两种动机常常同时在场,也常常互相借用。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这一章的主线是皇位继承与相权。
巫蛊之祸、太子据自杀、昭帝年幼即位、霍光辅政,这一串他讲得很细,而且敢断。
巫蛊之祸的经过值得记一遍。武帝晚年多病,疑心左右用巫蛊咒他。江充奉命治巫蛊,先埋桐木人于太子宫中,再领人掘出,太子无以自明,遂起兵杀江充。
兵败,卫皇后自杀,太子出亡,死于湖县。太子的孙子病已流落民间,靠丙吉保全,这就是后来的宣帝。
一场父子相疑,赔进去皇后、太子、两个皇孙,还有一个在牢里长大的曾孙。继承问题从来是汉朝最险的一段。
褚先生补《外戚世家》说武帝怕母后专权先杀赵婕妤,《汉书·霍光传》说武帝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霍光——他判断「这话全出捏造」。
理由是:「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豫割嬖爱?」
用性格反证记载的可信度,这是史学里最险的一种论证。但他用得有分寸:他并未否定事件,只否定动机的叙述。
他还讲昌邑王被废那件事。昌邑群臣二百余人被杀时,在市中号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话说明昌邑王本来有机会,只是没动手。
而宣帝为什么被选中?他给的解释是:宣帝起自民间,没有在国时的群臣作谋主,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
选一个没有班底的人,比选一个有班底的人安全。这是权臣的逻辑,也是政治的逻辑。
霍光辅政二十年,废一帝,立一帝,权倾朝野。他一死,霍氏谋反被诛,连坐数千家。宣帝的做法是先给足礼遇,再等,等霍光死了,等霍家自己犯错。这套打法后来被反复用,因为它不必正面冲突。
元帝以后,皇帝一个比一个弱。元帝好儒,罢过盐铁官营又复置;成帝委政于王凤,河平二年一日封王氏五人为侯;哀帝宠董贤,甚至要让位给他;平帝九岁即位,王莽以大司马领尚书事。
哀帝时有过一次限田之议。师丹建言限民名田与奴婢,孔光、何武拟了条例,触犯权贵,搁置不行。十多年后王莽把同一件事做成了王田制,用命令代替协商。
这两次失败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件事:土地问题在汉代一直是真问题,也一直是碰不得的问题。
这一段最值得看的是结构。皇帝幼年即位,母族代政;皇帝长大,靠宦官或近臣夺回权力;夺回之后,那批人又成了新的母族。这个循环在后汉一字不差地走了一遍。
光武以后更彻底:三公成了摆设,实权移于尚书台。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秩位很低,因为离皇帝近,才渐渐掌了机要。
一个机构的权力大小,常常和它的品级无关,和它离权力中心多远有关。这条规律从尚书台一直贯到军机处。
章末的结论是结构性的:「朝无重臣,遂至嬖倖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西汉亡于外戚,外戚能起来,是因为朝中没有能与它抗衡的重臣。相权一弱,皇权就孤立;皇权孤立,最近的势力就填补进来。
这个分析比「皇帝昏庸」深一层。昏庸的皇帝常有,能亡国的却要有条件。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这一章把前后汉之间定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
转变在哪里?在于政治家的眼光。前汉之世,政治家认为天下不该苟安下去;后世奉为金科玉律的「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
他们相信社会可用人力控制,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改变,此即「拨乱世,反之正」。
所以王莽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甚至说:「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
这句话要放在当时的观念里读。汉家天命有终,禅让在经学里有依据;王莽受禅,程序上是走完了的。他的问题在别处。
他列王莽的政策: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即宣布土地国有,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卖买;六筦之制,盐、酒、铁、山泽、五均赊贷、铁布铜冶;五均。
还有一条很激进:迁都。王莽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下去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
失败的原因,他归到条件:法令推行不易,监督更难。
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何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
所以他判断: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
这句判断有两面。一面是宽容:他承认王莽的意图;一面是冷:他认为意图不改变条件。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这一章从光武帝的治理术入手。
他的评语是:「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三公只崇其礼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
「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六个字他称为专制政治的秘诀。
严在上,宽在下。对官吏苛刻,对百姓宽松。这套办法的妙处在于:百姓感受到的是宽,官吏承受的是严,而皇帝掌握了全部的压力来源。
后汉的乱源他列了几个,最重要的是外戚与宦官。因宦官得势而激成党锢之祸;大伤元气的是羌乱。
他还解释了外戚干政的制度根源: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即所谓母后临朝。这是从氏族时代的继承法遗留下来的东西,并非一朝的特例。
宦官那一节,他做了一个区分:宦官本不专用阉人,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
所以「宦官之祸」与其说是生理问题,不如说是近侍群体坐大。皇帝身边最近的人,最后总会拿到权力,这个位置由谁来做,是另一回事。
有一句关于理性的判断,出现在这一章:「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
这句话是在解释制度为什么不能只靠说服。多数人的行为,靠的是处境与习惯。
他还讲了一段迷信。他说迷信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习惯和传统思想,若要追究,往往和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无条件加以承认。
但在上流社会,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
这段话把「迷信」放回了社会分层里。它不靠论证存活,靠不追问存活。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这一章从灵帝崩、何进诛宦官、董卓入京讲起。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付托给蹇硕,因为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时京城练兵设八校尉,他是上军校尉。
一个太监掌兵,说明皇帝对谁都不放心,只放心身边人。
东方州郡起兵讨董卓,他判断「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
这句话解释了汉末为什么会分裂:讨董是名义,占地是实质。
他还讲了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
所以地方主义早有根,它长在官僚制的内部。中央一旦弱,这些「本朝」就各自成了一国。
赤壁那一节,他给了一个反常识的判断:「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
理由是孙权以江东之力足以自守,曹操的水军不强,且荆州新附人心未定。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
这个判断今天仍有争议,但他的方法很清楚:把当事人的处境算一遍,再看他为什么选了另一条路。
他还有一个旁证:孙权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
三国的分裂,他归到「两种心理」:一是各地方割据者的自保,二是创业者的野心。
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是因为嗣子愚弱;诸葛亮连年伐魏,是因为「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
这句话很重要。北伐在《出师表》里是「兴复汉室」,在战略上是「以攻为守」。两种解释都成立,前者是旗号,后者是处境。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这一章的核心是两件事:清谈与分封。
清谈所谈的是玄学。他说谈玄本身不坏,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儒学高明得多;坏在「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
而且「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这句把思想史与社会史接上了。
一堆高级官员天天讨论「有无」,政务谁办?答案是不办,或者交给下面的人办。所以清谈之害不在思想,在占位。
他对清谈的后果有一个分层,分得很准: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逃避现实;颓废的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
三种人对应三种社会位置。第一种是官场里的聪明人,第二种是乡里的绅士,第三种是都城里的富人。一种风气能同时容纳这三种人,说明它不只是学术趣味,是一种生活方式。
奢侈之风就是这么起来的。他点名何曾、石崇,说司马氏是武人,不知义理,亦不知法度,一奢侈就毫无轨范。
同一章里还记了一件小事:曹爽执政时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但从零碎材料看,他们有一种颇为远大的改革计划。夏侯玄有废郡之议,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
他加了一句评价: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
这句话放在这一章里,语气与上下文不同。他想说的是,那个时代并非只有空谈,也有一闪而过的正经设计,只是被政争掐掉了。
分封那一节,他讲曹魏猜忌宗室、名为分藩实同囚禁,晋人有鉴于此就大封同姓,各国都有卫兵。
封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梦,此时尚未能醒。八王之乱就是这场梦的账单。
他还引柳宗元「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句话,讲中央与地方的结构:秦汉时郡守掌兵,但一郡太小,不足以叛;自刺史变为州牧,地盘始大,就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这个分析把「地方割据」还原成一个规模问题。打败中央的是距离,野心倒在其次。
魏晋南北朝:一个被误读的时代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这一章开头讲西晋的内乱,讲得比一般通史细。
他先引了一条材料:魏武帝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说从前朝廷恩封我的几个儿子,我辞而不受,现在想起来却又要受了,因为执掌政权年久,怕要谋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
一封自陈令,被用来证明「分封的动机是自保」。这就是他的读法:不注意文告说了什么,注意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
然后是魏与晋的对照。魏虽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未做世子时曾和兄弟争立,所以猜忌宗室特甚,名为分藩,实同囚禁。晋人有鉴于此,得国之后就大封同姓,各国都有卫兵。
一个朝代怕宗室,另一个朝代怕权臣。怕什么,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过头。
八王之乱就是这么来的。起因在设计的纠错过头,几个王爷的野心只放大了它。
具体过程他写得很清楚,值得按顺序看一眼,因为这场乱把西晋的元气一次抽干。太后父杨骏先执政,皇后贾氏与楚王玮合谋杀之,改用汝南王亮;太子遹非皇后所生,也被废杀。
赵王伦总宿卫,因人心不服,弑后,废惠帝而自立;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关中,连兵攻杀伦;河间王又与长沙王乂合谋攻杀之;再与成都王合谋攻杀乂。
最后东海王越合幽、并两州之兵,打败河间、成都两王,弑惠帝而立怀帝。
公元二九一到三〇六,十六年,八个王,一个不剩地卷进去。这不是叛乱,是制度内部的连环爆。
乱了十六年之后,边上的问题就没人管了。匈奴单于自后汉末失位,部众被分为五部,左部最强,其酋帅被羁留在邺。东海王起兵,刘渊劝成都王放他回去合五部之众,成都王放了。刘渊一回并州就自立,是为前赵。
放了的那个人,成了十六国的第一个皇帝。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下章讲十六国。他的总判断是:「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实在并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所以其根基并不稳固。看似声势雄张,只是没有遇见强敌,一战而败,遂可以至于覆亡。」
他先纠正一个误解: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
这一句看似琐碎,其实很要紧。我们习惯把「五胡」当成五个民族,实际上那些名号里有的是地域,有的是部落,有的是征服集团,成分一直在变。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各政权都要用异族当兵:若专恃本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异族铲除,一则限于实力,二则汉族此时并不肯替此等异族出死力;而这些异族性本蛮悍,志在掠夺,用之为兵颇为适宜。
所以十六国的军队,多是多族混合的雇佣集团。这种军队能打仗,不能久治。政权一稳定,分赃就成了问题。
他举苻坚为例:苻坚要伐晋以图混一,手下的稳健派如王猛、苻融都反对。反对的理由不难猜:内部还没整合,对外一败就散。
他先把苻坚的政策拆开看: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驻防政策,而将其余被征服的异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监制。
这本来是征服者的常规做法,若能始终维持威力,也不算错。问题在于「一朝失足」:氐人散处四方,不能聚集,没有基本队伍。
所以淝水一败,北方异族乘机纷纷而起,慕容垂据河北为后燕,姚苌据关中为后秦,苻坚于三八五年为姚苌所杀。
一场战役之所以能亡国,是因为它把「兵散在各地」这个平时看不出的弱点,一次性暴露出来。
再往后,五胡已成强弩之末:频年攻战,死亡甚多,人口减少,而汉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渐进行,战斗力日益衰弱;仍居塞外的却比较气完力厚。
于是轮到拓跋氏起来。他讲拓跋氏的来历,很见分寸:自托于黄帝之后,自不足信,其起源发迹之地该不是骗人的;大约自西伯利亚迁到外蒙古,又逐渐迁到内蒙古。
这一段说的是「祖先叙事不可信,但迁徙路线可信」。一个民族给自己编一个高贵的祖宗,是常态;它走过哪条路,地形和地名会留下痕迹。
参合陂那一幕,他写得很短,但很重:慕容垂自将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锋;慕容垂入平城而实无所得,还至参合陂,见前此战败时的尸骸堆积如山,军中哭声振天,惭愤而死。
这一段里有一条关于人才的观察,可以单独摘出: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
乱世的损失不只在人口,还在人才之间的相互消耗。这一句写得很沉。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这一章起于宋之代晋,终于隋之灭陈,共一百七十年。
他给两个关键:南北强弱以宋文帝北伐失败及侯景乱梁为转折;北方文野以孝文南迁为界限,治乱以尔朱氏侵入为关键。
宋文帝那一节,他写了一个制度性的困境:开国之主文武兼资,能及身戡定大难;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就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而此等人不易多得。
所以宋文帝杀檀道济,是这条困境的一次演出。开国之主一旦不在,继世者先要防的,是身边那个能取代自己的人。
北魏那一节,他讲得很硬。太武帝虽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
孝文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这一段是北魏的分水岭。
然后是全书最锐利的一段议论:
其实他们骄奢淫佚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佚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
这段话推翻了一个常见的解释。常说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被「汉化」腐化了,所以武力衰退。他说不是:腐化的意志本来就有,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等不能侵略了,意志还在,条件没了,就只剩腐化。
所以他判断:「以骄奢淫佚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
六镇之变也在这里:南迁以后,六镇将士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于是激而生变。
优待一旦取消,边军就成了敌人。这个机制在历代反复出现。
章末有一句平反:「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
他的理由在后面几章:民族在融合,制度在试验,文化在输入。黑暗时代这个标签,是就政治而言,并非就社会而言。
这句话可以推广。历史的「黑暗」和「光明」,取决于拿什么当指标。政治史看,那两百年是灾难;社会史看,那是人口流动最剧烈、文化混血最彻底的时期。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这一章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东亚。
他先划区域: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后印度半岛以东北,在历史上自成区域,其中以中国的产业和文化最为发达,自然成为史事重心。
然后按方向讲:漠南北对中国是最大威胁,继匈奴而居其地的是鲜卑,鲜卑南下后铁勒乘机入据漠北;西域对中国无甚政治关系,因为它不能侵略中国;东北的文明以辽东和汉四郡为界线;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发达。
西域不能侵略中国,所以中国对西域的经营多是交通与通商,少有生死之争。这个区分很有用:威胁来自能打到你的地方,利益来自能跟你做买卖的地方。
他还记了一个细节:侯景乱后,百济贡使到建康来,见城阙荒毁,号恸涕泣。
一个外国使节为你的都城哭,说明文化圈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材料在政治史里没用,在文化史里是硬的。
他还提到扶桑国的方位,说或说是库页岛,或说是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后说为近」。
这一句今天看很惊人。扶桑到底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他认真讨论过,还给出了方向判断:以道里方向核之,墨西哥说为近。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推测的方向说明他不把「中国与美洲古代绝无往来」当作不需要检验的前提。
这一章的价值在于比例尺。中原王朝的兴衰,放在这个区域里看,只是几条线中的一条。
隋唐五代:盛世与它的账单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这一章从隋文帝入手。
他给隋文帝的评价很高:勤于政事,躬行节俭,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对外,破突厥,又离间其达头可汗与沙钵略,突厥由是分为东西;以宗女妻突利可汗,赐号启民可汗。
「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这句是隋唐之际的转折点。
心理的转折比疆域的转折重要。打一次胜仗不难,改掉一个持续两百年的恐惧很难。
但他紧接着提醒: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
曲折就在继承上。隋文帝的太子勇具有胡化的性质,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独孤后被废,炀帝继位。
一个刚把制度拉回汉化的朝代,两代人就选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转向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是几代人的来回摆动。
炀帝做的事他列了一串: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与江南河;乘龙舟往来洛阳、江都之间。
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诱西突厥献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六一一年、六一三年、六一四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
他判断得很干脆: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六一八为其下所弑。
运河、巡幸、招徕、征辽,单看每一件都有可说之处,合起来就是一次透支。他的问题不在做了坏事,在于把事情做得超出了一个刚统一的国家的负担能力。
唐的部分,他先处理了一个血统问题:唐朝自称西凉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他的态度是「信否可不必论」,因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
这句话和前面阶级章那句「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是一路的。他反复在说同一件事:判断一个民族,看它怎么生活,不看它从哪里来。
他给了一个很实的旁证: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
也就是说,一个被怀疑有胡人血统的皇室,其生活、制度、语言、礼俗,全是汉的。血统的疑问因此不影响判断。
唐的部分,他说开国之君虽为高祖,事业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对外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衰机亦肇于是时。
他还讲了一句关于「治绩」的清醒话:史书说贞观年间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
粉饰与实情可以并存。判断一段治世,不必相信那些数字,但可以相信那些数字被造出来的动机:只有在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时代,才需要造这种数字。
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举国华化,「实在此时」。大食在文化上继承希腊,为欧洲近世再兴导其先路。
这两句放在同一章里,是一个横向的坐标:七世纪的世界,三个文化圈同时在扩张。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这一章的主线是武后与安史。
对武后,他的评语很重:「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
这句判断需要与事实并读:她杀了不少人,也用了狄仁杰这样的人物;她维持了国家的运转,也破坏了继承的规则。
他还给了一句关于王朝寿命的通论:「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这句问号很妙。他没有把话说死,留了一个余地。
藩镇的兴起,他归到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于是藩镇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
边兵加重,是因为防御线太长;防御线太长,是因为疆域太大。所以藩镇出于规模,与某个皇帝是否失策无关。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的关键。他讲安禄山与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与北族两种性质。
这一句解释了叛乱的规模:那并非一次边将的野心,而是一个跨文化集团的形成。
他还做了一个对比,很能说明唐朝与晋朝的不同: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
原因是唐的羁縻政策把降众留在原地,不内迁。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安史之乱起到朱全忠篡位,唐朝还存了一百五十二年。这一百五十二年,他给了一句总评: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也未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
衰乱的第一层是藩镇,而藩镇的起点很具体。唐朝兵力不足,平安史颇藉回纥助力;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引用回纥有功,也有战功,但「军事是要威克厥爱的」,一个战将没有人能使之畏服,就不免骄横。
于是他要养寇自重:昭义、成德、天雄、卢龙诸镇,均以安史遗孽据之,名义上投降朝廷,实则不奉命令。唐朝自己设的节度使也有想学他们的,还和他们互相结托。
养寇自重这四个字,是他对这一段的定性。留下敌人,是为了留下自己的用处。
第二层是外患复兴:回纥因助平安史而骄横不堪;吐蕃乘中国守备空虚,尽陷河西陇右,患中于京畿;云南的南诏因杨国忠与之构兵而投降吐蕃,共为边患,患又中于西川。
三面同时吃紧。这三面里,南诏最不起眼,却最耗时:从剑南到安南,唐军在山地里耗掉了大量兵力。
对六诏的来历,他也交代得细:蒙睒、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舍,蒙舍在最南,所以称南诏。
这一层的意思不难懂:外患复兴的头一步,是内乱把边防掏空。吐蕃能陷河西,是因为河西的兵被调去平叛了。
核心判断是翻案的:
「唐朝中叶后的痼疾,不是藩镇,实在是宦官。」
流行的说法把唐亡归于藩镇,他把病因移到宦官。理由是宦官掌禁军、握废立,藩镇只是症状。
他还补了一句:傥使朝廷能够振作,实在未尝不可削平。
也就是说,藩镇是可以打的,打不动是因为中央已经瘫了。而中央瘫的原因,是禁军在一个不能打仗的群体手里。
对外患,他讲回纥、吐蕃、南诏;黄巢既败,唐已无可救;最后能抗沙陀的是朱全忠,而宦官既亡,唐朝亦与之同尽。
这个收尾很冷:宦官和唐朝同归于尽,说明两者已经长在了一起。除掉寄生者,宿主也活不成。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这一章讲契丹的立国结构。
契丹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属国只量借兵粮,州县仅有益于财赋,汉兵只守卫地方;只有部族是立国的根本,举族皆兵,战具自备,马多,行军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即所谓「打草谷」。
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这个分析解释了游牧政权为什么在机动性上长期占优。
他还讲了一个更长远的东西:中国移民到塞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文化高于他族、能自立的;一种是程度相当、能互市的;一种是智识技术要请教于我、而政治社会组织决不容客族侵入的。
第三种最危险:我们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们之用,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强盛,而我们传授的智识技术,适成为其反噬之用。
他判断:前代中国人的移殖多属前两型,到近世就多属后一种,「这是不可以不懔然的,而契丹就是一个适例」。
这段话写在一九三九年。它讲的是历史上的人口与技术的流动,指向的却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梁太祖,他有一句持平之论:私德有缺点,所以从前史家批评多不好,但那是另一回事。
这一句是全书反复出现的态度:把私德和政绩分开看。分开之后,坏人也可能做对事,好人也可能做错事。
他还讲了「骄兵」:节度使对境内之事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要顾到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军中的习惯。
所以唐中叶以后的藩镇,坐视寇盗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
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由利益维系的军队,在没有强敌的时候最凶,在强敌来了之后最脆。
宋辽金元:竞争力的问题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这一章是下册的枢纽章,也是全书史观最集中的地方。
他先给北族三批的分期。第一批自公元前四世纪秦赵燕与骑寇相遇,至六世纪末五胡同化而终结,约一千年。
第二批自四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十世纪前半沙陀失却政权,约六百年。第三批自十世纪初契丹盛强,终于一九一一年革命,亦历千余年。
然后是三期说:先秦两汉的诸子之学,魏晋至隋唐的玄学与佛学,宋元明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第一期注重矫正社会的病态,「拨乱世,反之正」,不仅是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王莽变法失败后,此路被认为不通,议论渐趋消沉。
第二期转向个人。所讨论的不再是社会组织如何,而是人性究竟如何、用什么方法把坏人改做好人。这与佛教相契,所以一千年中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与佛学。
但结果是:从个人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依然无济于事;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处,不能不偏重内心;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
第三期是宋学。宋学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仍注重内心,与佛学无异;所不同的,佛家认世界现状根本是坏的,宋学则认现社会组织根本合理,只因人不能各处于其所当处、各尽其所应尽,以致不好。
这一句区分很要紧。同样是向内求,佛家要拆掉这个世界,宋学要修好这个世界。
而它所认为合理的组织,是一套封建与农业社会的道德、伦理与政治制度;在商业兴起、分工扩充、大家族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适用。
所以他的结论是两句并存:治心的方法有很大的价值,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
后面还有一句更狠的:「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
但他马上补了半句:「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
这一补很重要。他并未全盘否定,是给了一个岗位的分配:做官不合适,办乡约、办书院、办义仓合适。
他还解释了宋儒为什么竭力提倡气节: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君臣之义;这种纲纪要秩序安定、人心安定,才能维持。
所以提倡气节,是在给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秩序找支撑。支撑不住怎么办?他说得很直接: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
这一章还有一句我喜欢的话:「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
这句话是判思想的标准:看它能不能过日子。一个说法再精致,如果它要求人不过日子,就一定失败。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这一章从宋太祖的立国策略讲起。
五代末年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他。
「厚集其力」四个字,解释了宋初的所有设计:收兵权、削藩镇、强干弱枝。这些做法看似怯,实则把有限资源集中到一个方向。
契丹的兵法,他讲了结构:举族皆兵,战具自备,马多,行军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即所谓「打草谷」。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
这个「打草谷」是理解游牧军事的关键。它意味着战争对他们是生产,谈不上消耗。中原军队出动一次要算粮道,他们出动一次是去收粮。
对宋辽和议,他的判断是:假使言和之后宋朝能够秣马厉兵以伺其隙,契丹是个浅演之国,其强盛必不能持久。
所以问题不在和,在和之后做什么。
而宋朝做了什么?他写得很不客气:宋朝怕契丹启衅,伪造天书,要想愚弄敌人。
结果是「敌人未必被愚弄,工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渔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
一场自欺欺人的政治表演,最大的受益者是中间的执行者。这句话可以套在很多时代上。
对王安石变法,他给了一句很公道的话:「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
他自己的判断是分事看的: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裁汰冗兵确收到很大效果,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
一项改革里,有的条款好,有的条款坏。整块肯定或整块否定,都是偷懒。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这一章是全书最沉痛的一章。
他先驳一句俗话:「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决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
然后他给方案: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团结自守,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
他判断「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
这话有当时的依据。他给了证据:金世宗时,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金世宗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
「这种尖锐的语调,决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一个政权开始强调界线,说明它已经不自信了。
失败的原因,他归到两个人:没有眼光远大的战略家,也没有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
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
还有一条更根本的:「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
这句是全书的中心判断之一。他把文明民族的失败,归到转型速度,而非国民性。
但他同时提醒: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所有的人力物力多少而定,而是看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旧时的政治组织,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
他还讲了一个循环:北宋约金攻辽,结果为金所灭;南宋又约元攻金,是蹈同一个覆辙。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
两次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兴的强邻身上,两次都被这个强邻吞掉。与其说记性不好,不如说当时的处境里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一章末尾有一段关于是非与利害的分疏,很值得抄: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
「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
这段话是全书的道德底线。他一生被人骂迂,也一生不肯把是非换成利害。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这一章开头一句就是判断:「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他是适直幸运而成功的。」
「适直幸运」四个字,把蒙古的崛起从「必然」拉回「偶然」。他随即补上结构原因: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还跨有欧洲一部分;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于是有行省、有分封。
这段话之前,他先补了一段西域的来路,写得很密,值得一读,因为蒙古西征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安息与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嚈哒兴起,破月氏,波斯亦被摄服;突厥兴,嚈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服属西突厥。
公元六四一年,波斯被破,葱岭以西之地次第被吞并。此时中国也灭了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所幸葱岭以西中国本视属羁縻,所以没有引起实际冲突。
冲突还是来了。公元七五〇年,唐将高仙芝伐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
怛逻斯这一败,常被说成中国退出中亚的转折。他写得很平:败了,然后有别的事要忙,就不去了。历史的大转向,往往由两件不相关的事撞在一起。
辽亡之后,耶律大石在西州会十八部王众,西行灭掉雄据呼罗珊的塞尔柱,压服花剌子模,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
到成吉思汗平漠南北,乃蛮部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用阴谋与花剌子模里应外合取其国;蔑儿乞酋长忽秃也西奔,两人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才在一二一三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两人击灭。
所以蒙古的西征,起初是追两个逃的人。追出去之后,才发现外面已经没有能挡住他的力量。
他还给了一个更硬的分析: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在于此时别些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
所以他说「适直天幸」。这并非贬低,是把「军事天赋」这个解释摆到它该在的位置上。
制度的部分他讲得清楚:宗室、外戚、功臣各有分地,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后来分成四个汗国。
「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极盛与衰颓同一年,这是帝国史的通例:版图到了极限,治理成本就超过了收益。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这一章讲辽金元三朝立国的不同。
契丹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未发生深切关系;金朝侵占的重要之地惟有中国,所以压迫汉人较甚,了解汉人亦较深;元朝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只是一部分。
「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
他列了一份元朝统治方式的清单:设立行省及行御史台;将边徼襟喉之地分封诸王;遣蒙古军及探马赤军分守河洛山东;分派世袭的万户府屯驻各处;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轻视汉人。
这几条合起来看,是一套「驻防加分层」的结构。上层是征服者,中层是色目人,底层是汉人;军政要害驻兵,文官系统靠行省转接。
三个政权,三种深度。契丹是路过,金是定居,元是把它当一块行省。谁最了解中国,谁压迫得最有章法;谁最不了解,谁垮得最快。
元朝还有一件事值得单说:继嗣之争几乎没停过。武宗即位前曾由仁宗摄位,所以即位之后不得不立仁宗为太子;世祖之死,伯颜以宿将重臣归附成宗,所以未有争议;到燕帖木儿死,问题才得解决。
一个不肯学汉语的统治集团,处理继承问题只能靠兵力和权臣。这不是文化问题,是治理能力问题。
他还说了一句关于社会韧性的判断:元朝所以仍能占据中国数十年,因中国社会自有其深根宁极之理,并非政治现象所能彻底扰乱。
这句话是全书对「社会」这个词最高的评价。政权可以换,社会有自己的根。
章末讲白莲教与江湖社会:「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的惟一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
他还替白莲教说了一句:白莲教是被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决非邪教。
一个被后世定性为邪教的组织,起家时往往是唯一能容纳反抗的容器。这个判断不涉及评价,只涉及结构。
明清至民国:从猾夏到革命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这一章评价两头都下得很重。
赞的一面:明太祖起于草泽,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所定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推原立法之始,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
批的一面:「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用刑严酷又立锦衣卫,后世东厂西厂内厂纷纷而起;封建诸子于各地,直接引起靖难之变。
「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诒谋,就是留给后人的安排。
这句话是全书对开国之主最重的一次批评。开国之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给后代立规矩;规矩立得越细,后代越难改。
还有一句:「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
成祖的问题在合法性。他是从侄子手里抢的位子,所以要用特务、要用严刑、要迁都、要下西洋去找人。一个不安全的皇帝,会把整个制度变得不安全。
郑和下西洋,他提了一句史家的猜测: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
这个猜测不新鲜,但他接着给了另一个观察: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规模的。所以下西洋不只是找一个人,也是一次规模的宣示。
南洋那一句评价很高: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
他还顺带解释了中国人在海外为什么容易被管: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货物到中原即成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汗,这是历代如此的」。
一个管不到的地方,派去的官最容易坏。这是制度距离造成的,与人品无关。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这一章开头讲文化传播的路线,讲得很妙。
辽东、西自公元前四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其地肥沃而稍苦寒,北方扰攘时多,通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阻隔。
所以中国文化是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间接开化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这个观察很妙:文化传播不走直线,走的是可通行的路。
清的祖先,他一路考下来:建州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即清人所称肇祖都督孟特穆;到努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
清朝的祖先自称天女所生,他一句带过:「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
入关那一段,他讲了一个细节: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
二十天,从下到撤,说明他们当时还在试探。剃发令的真正推行是后来,那时候南明的抵抗已经激起了他们的警觉。
他对剃发的评价很重:「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
然后是一段极准的社会分析:「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
这句话解释了明清易代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规模的抵抗发生在江南,而北方多数地方很快就接受了新朝。
原因在北方人与朝廷本就无甚关系,与气节无关。一个只管收税、不管服务的政府,换了主人,日子还是那样过。
剃发令之所以激起那么大的反抗,恰恰因为它第一次直接管到了每个人的头上。这是国家能力的一次跃升,也是它最暴力的一次展示。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这一章是全书措辞最激烈的一章。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
理由: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已经两度开化,所以清初的程度较辽金元为高,因而手段也更自觉。
具体政策他列了几条:圈占民地给旗人;旗兵驻防各省而与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凌,一亦防其同化;把关东三省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
还有一手更远:与蒙古结婚姻、表面信奉喇嘛教以联络感情,同时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他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
最重的一条是:「他的对待汉人,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
这一段的批评很重,但他同时给了一个解释:「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利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
这和他上一章讲的是同一件事。人民和政府没有关系,所以抵抗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
武功那一节,他讲得很平:清朝的用兵,除秦汉袭战国余风之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为国力充裕,只要政治相当清明、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
「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
把「十全武功」还原成「趁对手都弱」,这个判断需要材料支撑,他给了:准部、回部、西藏、西南,每一处的对手都在衰落。
喇嘛教那一段,他写得很利:「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
一层是给民众的信仰,一层是给首领的权力。两层之间不通。这个结构在任何神权政治里都能看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这一章开头是一个比喻,全书最好的一段文字之一: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
然后他讲为什么这次不同于以往:北方的游牧民族文化较低,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终被同化;印度宗教、希腊文明、大食文明的输入,都不曾根本改变生活方式。
西人的东来不同。海路自一五一六年绕好望角而来,陆路自北而南。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
还有一条技术上的实情: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其船舶亦较我们的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
他讲「通商传教」四字并举,讲得很准:旧书里说到洋务,总是这四个字连用。这说明在当时的观念里,通商和传教是一件事的两面,都是「以夷乱夏」。
康熙说过一句话,他引了:「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
这句话常被当作先见之明。但注意它的位置:说这话的人,正是用洋人造炮、用洋人修历的那一位。看得见,不等于有办法。
他还替「邪教」说了一句公道话: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
条约那一节,他讲了最惠国条款: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
一条技术性条款,把一次双边谈判变成了多边通吃。这是十九世纪条约体系里最要命的一处设计。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这一章的材料极硬。
开头一句是判断:「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决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
他从雍正七年一道上谕讲起。上谕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
他算了一笔账:一七二九年为清入关后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这道上谕所说,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
八十六年。三代人。表面上太平,底下一直有火。
他还纠正了一件事:曾静吕留良案,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
往下是天地会、哥老会、川楚教匪、天理教林清图谋在京城举事(内监亦为内应)。
他对会党的评价不客气:「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
这句话解释了会党为什么反复起事、反复失败,也解释了他们的传说为什么越来越离谱。
他的结论是: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
太平天国那一节,他给了一个结构性的批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的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
他还说了一句更冷的: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决不能行。
宗旨与方策分开,这是他评判一切运动的标准。
至于汉族士人为什么替清朝办事,他的解释是:「并无一定要效忠于满清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殴鱼。」
渊殴鱼,是替渊驱鱼的意思。一个政权失去士人的支持,往往因为它先失去了士人能接受的纲领。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这一章讲太平天国之后的局面。
他对慈禧的评价很直接: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
但他马上补一句:「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
这一补把批评从个人转到时代。问题在一代人身上,不只在她一个人。
理由他讲得清楚:「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这句话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
所以当时主持中枢的,都是些智识不足、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所知之人。
他还讲了清流:同、光之世产生一批所谓清流,好发议论,以名节相高。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所以大乱平定未久,此种精神即已迅速堕落。
藩属那一节,他做了一个很实用的分析: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本来不过是一个空名,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所以论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远略为戒。
但到这时,藩属确有藩卫的作用了:所谓藩属都是屏蔽于国境之外的,傥使能够保存,敌国的疆域即不和我国直接,自然无所肆其侵略。
空名忽然变成实利。这个转变没人提前算到,是被形势逼出来的。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这一章从对外交涉讲到甲午。
「对外交涉的历次失败,至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而达于极点。」
此后是瓜分之论盛极一时,外力的冯陵成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
对康有为,他拆成三个来源: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故能与西洋民主主义接近;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故论治主彻底改革,反对「治天下不如安天下」的苟简放任;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
然后是一句很高的评价:「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
这句评价很有意思。戊戌变法的领袖,在他眼里这是旧文化的复活,而非西化的代表。因为今文经学本来就是一套「托古改制」的技术,康有为用它来做一件新事。
康有为的行动,他按年排了一遍:甲午战前已上书言事;乙未议和时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书未得达。
和议成后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此报一出,风行海内,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
他特别记了一个数字: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
五次上书,一次送达。这个比例说明两件事:上书这条路极窄,而推动舆论比推动朝廷容易。所以《时务报》的作用大于奏折。
他还讲了变法的节奏: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
大变与速变,两个都要。但两个都要,往往两个都做不到。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这一章是全书最后一章,也是写作时间最近的一章。
他开头交代了方法: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
民国的成立,他说「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
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
这句话解释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局限:它能成功,是因为目标简单(排满);它难以深入,也是因为目标简单。
他把晚清以来的出路分成两条: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文化为根柢的,是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是辛亥革命。
往下是本朝史:民国成立、袁世凯、军阀、国民党改组。
对袁世凯,他的评价很持平: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
一个人倒了,问题还在,说明问题不在那个人。
章末的判断很大胆:「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
他说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情势之下复何能为;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
这句话写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三个月前苏德战争爆发,五个月前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东北的压力是什么,不必他说。
最后一段,他先反驳悲观:「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
然后他引了梁启超译的拜伦《哀希腊》作结: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落款是六个字:「卅·九·一八于孤岛。」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上海孤岛。上册自序写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两年之后,下册以这个落款收尾。
一部通史的结尾,落在亡国的警报与一句「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上。这个安排不掩饰,也不解释。
他怎么写的,为什么读起来涩
自序里有一句自陈:「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
这句话交代了三条,第四条他没说,但全书都在做。
第一条是扼要。 他不铺陈,每句话都要带信息。上册十八章近二十万字,平均一章一万,讲一个专题两千年。
第二条是浅显。 用的是白话,句子短,不用僻典。这是相对同时代那些骈四俪六的文言说的。
第三条是多引社会科学成说。 他用社会学、经济学的框架去解释史料,这在当年是新的。
婚姻章讲掠夺婚、服务婚、买卖婚,用的是当时社会学界流行的进化框架;财产章借孔子的三世说去还原社会阶段;阶级章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去解释国人与野人。
这套框架今天有的已经过时(比如婚姻单线进化的假设),但方法没有过时:先找一个可解释的结构,再让史料填进去。
第四条是排比史料。
他的基本手法是把散在各处的记载抄到一处,让它们互相对照。新旧《唐书》不一样,《资治通鉴》又不一样,他不挑一个信,他摆出来,让矛盾自己说话。
最典型的是秦二世即位那一段:他先摆《史记》的记载,再判「这话是不足信的」,理由是政治惯例——太子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事务,所以秦始皇不立扶苏是预先定了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全是当时的传说,「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
这一段示范了他的取证方式:不靠新史料,靠制度常识去称旧记载的重量。
这四条合起来,构成一种很特别的文体:密度极高,几乎不留过渡,判断直接落下。
顾颉刚给他的评价是「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文笔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流畅」是相对民国当时的文言与骈俪风气说的。放到今天,多数人第一次翻开会觉得涩。
涩在密度。他一句话里要装三四个人名、两个制度名、一处异文考订,而且不解释、不铺垫、不给过渡。上一句还在讲《仪礼》的条文,下一句已经跳到汉代的赋税。
他不写「让我们先来看」,也不写「由此可见」。判断直接落下来,中间那几层推理留给读者自己补。
这种写法对读者不友好,但有一个好处:他没法糊弄你。凡是他没把握的地方,句子会明显变短。
举个例。讲民族由来那一章,涉及来源不明的说法,他的句子就退成「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讲官制那章,材料密的段落,句子能拉到五六十字不断。
读者可以拿句子的长度当信心的刻度用。这算一种意外的方便。
这套功夫来自日常。二十四史通读了几遍,一边读一边做札记。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
《吕思勉读史札记》就是那些笔记的产物,一千多条,从先秦到明清。
吕思勉这个人
吕思勉,一八八四年生,一九五七年卒,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小时候家里穷,请不起塾师,读了三年私塾就改由父母和姐姐教。二十三岁以后专意治史。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一九五一年后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的著述量惊人,而且分工清楚:
通史 代表作:《白话本国史》(1923)、《吕著中国通史》(1940/1944);断代史 代表作:《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专史与札记 代表作:《中国民族史》《吕思勉读史札记》;普及读物 代表作:《三国史话》。
一个人从先秦写到五代,四部断代史全部独立完成,这在二十世纪没有第二人。
史家严耕望把他和陈垣、陈寅恪、钱穆并举,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一般追溯到严耕望的追述。
严耕望评他的断代史:「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末尾一句是「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
一个不擅交际、不喜饭局、把时间全省下来读书的人,才可能用这种笨办法。
他的学生与后辈回忆,他讲课不带讲义,一支粉笔写满黑板,写的是人名、年代、书名,从不说闲话。这种风格和书的风格是一路的。
自序落款是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九三九年那个秋天,上海已经沦陷两年。
他在序里写得很坦白:「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
「十不备一」四个字要当真读。这是一部通史,该查的书以千计,他手上不到十分之一。
抗战那几年,他给自己定了两条:不出任伪职,不使用伪币。教课收入折成大米算。后来教职没了,一家靠女儿吕翼仁教书每月所得的一百二三十斤米过日子。
这些事和书的内容无关,和书的语气有关。一个人在那种处境里写中国通史,写出来的不会是旁观者的口吻。
下册的落款把这件事说尽了:卅·九·一八于孤岛。
九一八事变十周年那天定稿。一部讲了两千年兴亡的书,最后选在这个日子收笔,又用拜伦写给希腊的诗作结。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中国当时的处境,他看作一个文明被外力压住的处境。
所以他写宋朝那一章才那么用力。宋的失败,他归到文化转型太慢;而转型的紧迫感,来自他写书的那几年。
版本:八个本子,认准两点
这本书的出版史本身就是一段史。
1940 年 3 月 版本:上海开明书店,上册初版;1944 年 9 月 版本:上海开明书店,下册初版,因时局拖延四年;1948 年 版本:开明书店,上册重印至七版,下册六版;1992 年 8 月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名《吕著中国通史》,文字有删改;2005 年 12 月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删改处多按原貌恢复。
2008 年 3 月 版本:新世界出版社,改名《中国文化史(插图珍藏本)》,只收上册;2008 年 4 月 版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收入「馆藏拂尘」丛书;2023 年 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全景插图版,两册合一。
买之前认准两点。
一是要两册齐全。市面不少本子只收上册,叫《中国文化史》或《吕思勉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整段被切掉,只剩半本书。
二是要二〇〇五年之后恢复原貌的本子。一九九二年那版文字上有不少删改,二〇〇五年第二版把删改处大多改了回去。
删改改了什么?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涉及民族关系的措辞,一类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事的评价。这些地方在一九九二年那版里被磨平了棱角,读起来会误以为作者本来就这么温和。
评价与争议
赞的一方,顾颉刚的话最有名。他说旧式通史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于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
然后他给吕思勉的评语是:「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文笔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批的一方,最集中的一句是「通则难专」。
史料太多,太平天国十四年就有三千万字文献,几千年中国史更无从尽读。在无法尽读的前提下,任何「通」都可能以偏概全。这是体裁的困境,并非他的疏忽。
具体的疏漏也能点出来。写衣食那一章没吸收现代考古成果,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过程没写出来,读起来像各地同时、同速进入农耕。
写货币那一章对前市场经济的熟人社会信用经济估计不足,对早期货币的解释因此偏差。
商周部分基本不用甲骨文、金文。中国社会科学网有篇文章点得准:他对新史料「心存过度的疑虑」。
对远古圣王,他回避「是人是神」的判断,比古史辨派退了一步。
下册还有些结论带着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的口吻,概念用得随意。比如据「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推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社会改革。这中间缺了几环。
还有一条批评来自他的立场:他写史时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某些章节的判断偏了。清史那几章的措辞,今天读会觉得重。
对这些批评,我想替他辩护一句,但先把最强的一条摆出来。
最强的一条是:他讲的「通」,其实是「以制度为纲的通」。凡制度能解释的,他解释得好;制度解释不了的,他轻轻带过。
比如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活人。皇帝是制度的执行者,名将是兵制的产物,文人是学术史的环节。谁长什么样、谁怕什么、谁在某个夜里后悔过,一概没有。
所以有人读完说:这书像一台机器的图纸,画得极精,但机器里的人没了。
这个批评成立。不过我觉得它错在把「没写」读成「不会写」。
他写过《三国史话》,那里面的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有血有肉,还专门替魏延辩诬。他知道人怎么写成活的。
他选择在通史里不写人,是因为通史的篇幅只够写结构。一部一百二十小时的课,讲人的故事就讲不完制度。
还有一件事得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因为判断被告上法庭的人。
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他那本《白话本国史》。书里论宋金和战,说南宋初年宗泽、韩世忠、岳飞这些中兴名将,「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又说和议在当时不可避免,主持和议的秦桧背了恶名,有点冤枉。
一九三五年五月,《救国日报》报人龚德柏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为由,向法院控告商务印书馆和吕思勉,罪名是外患罪和违反出版法。同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也下训令禁售此书,令学校禁止学生阅读。
上海地方法院判了不予起诉。判词里那段话值得抄下来:这些议论「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
龚德柏不服,上诉,被江苏高等法院驳回。
吕思勉几乎不答辩。晚年只提了一句:「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
「仅引《文献通考·兵考》」——他说自己的话与其说是意见,不如说是从《文献通考》里抄出来的。这句辩解很能说明他是哪种人:他相信只要材料摆对,判断自然成立;对方不信材料,他就没话可说。
从这件案子能看出他治史的一贯姿态:判断可以下,但必须有出处;出处若被否认,他不与之争辩。
这也解释了这本书为什么读起来「涩」。他把辩论的余地留在了字缝里,没有留在大字上。
这则视频把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讲全了。看完会发现,争的从来不在宋史。
这则把对他的两类评价摆在一起:一派说他敢下判断,一派说他判断太险。两边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两条速度不同的时间
以上都是介绍。下面说读后感,只有一条。
全书读到最后,我认为最该拿走的,是一个结构。
这本书表面上是上下两册,实际上是两条速度不同的时间。
下册那条快。王朝更替、战争、政变、和议,几年十几年就翻一页。两千年里翻了几十次。
上册那条慢。婚姻从掠夺、买卖走到聘娶,走了多久;赋税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到一条鞭法再到摊丁入亩,跨了一千年;官制、兵制、货币,每一次改动都以百年计。
两条时间并存,而且互相不等人。
这解释了读史时最常见的一种错位:把快的那层当成全部,把慢的那层当成背景。于是每隔几十年就有人说「天塌了」,也每隔几十年就有人说「一切照旧」。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们看的是不同的层。
慢的那一层不出声。它不出声,所以总被当成没在动。
我再往前推一步。这个结构不只在书里,也在他写书的处境里。
上册写于一九三九年,下册收于一九四一年九月。那三年正是快的那条时间最喧哗的时候:徐州、武汉、长沙,一次次会战;汪精卫出走,南京伪政权成立。
而他写的是婚制、田赋、府兵、明堂。这本身就是一个选择:在最快的时间里,做最慢的记录。
我不认为这是逃避。恰恰相反,他相信慢的那层更根本,所以在外敌压境时先去把那一层写清楚。
下册最后引拜伦的诗,是把两条时间接在了一起。诗讲的是希腊被奴役,落款是九一八十周年。快的那条时间在当时是绝境;慢的那条时间,他那本书就是证据。
至于这两条时间哪个更值得押注,他没有直说。他只是把两册并排放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称。
怎么读,以及读完留下什么
给几条实在的建议。
不要从第一页顺着读。上册十八章是十八个专题,彼此不衔接,从婚姻一路读到宗教,人会疲。
先挑四章:婚姻、族制、财产、衣食。这四章离身体最近,读起来最有画面,也最能看出他的方法。
下册当索引。想到哪段历史,去翻那一章,别通读。
手边配一本近二十年的考古或断代史著作,专门补他补不了的那部分。他写衣食时考古还没起来,写商周时甲骨金文还没充分用上。
这几家的取舍,这则视频讲得比多数书评直接。吕思勉详制度,钱穆重精神,傅乐成好读。
合上书,最实用的收获只有一条:看见一件事,先判断它属于哪一层。
快的那层几年一换,慢的那层要几代人。搞错这一条,后面的都白读。
参考
-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自序》(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 原典
- 《中国通史》全书目录(国学导航) · 原典
- 中国通史·绪论(国学导航全文,录「动的史实/静的史实」一段)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一章 婚姻(国学导航全文)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三章 政体(国学导航全文,录章末「极高的理想」一段)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四章 阶级(国学导航全文,录「赞成改良制度」一段)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十章 刑法(国学导航全文,录「自《晋律》颁行以后」一段)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十七章 学术(国学导航全文,录诸子五家与时代对应之说)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十八章 宗教(国学导航全文,录「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一段) · 原典
- 中国通史·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国学导航全文,录拜伦诗与「卅·九·一八于孤岛」落款) · 原典
- 《中国通史》——史学大师吕思勉写给普通读者的国史入门书(百道网,含绪论「动的史实/静的史实」一段) · 书评
- 吕思勉《中国通史》推出全景插图版(人民日报客户端) · 报道
- 吕思勉学案(《上海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论文
- 吕思勉:史学大师为何「诋毁」岳飞(中国新闻网,2017-03-03) · 报道
- 唐小兵:吕思勉——书生本色、人间情怀的人文主义史家(澎湃新闻,含顾颉刚、严耕望评语) · 评论
- 国内思想周报:民族主义的遗物——在教科书中发明历史(澎湃新闻) · 评论
- 一个人写就的中国通史——现代人为何依然要读吕思勉(云南网,2021-01-19) · 评论
- 《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09-16,论其对甲骨金文「心存过度的疑虑」) · 论文
-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吕思勉(《中华读书报》2026-01-07) · 书评
- 概念史视野下清末君史与民史说新探(中国历史研究院,录梁启超《新史学》「二十四姓之家谱」原文) · 论文
- 抗战烽火中的中华文脉(《中华读书报》2015-09-02,录《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全文) ·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