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千古文人都有侠客梦
这件事有个最直接的证据:李白。
李白一生没打过仗,也没杀过人。可他写了《侠客行》: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这十四个字,把侠客的全部形象写完了。快、干净、不解释、不图名。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写出了中国文学里最有劲的一组侠客句子。
这件事本身就是答案:侠客梦是文人的。
为什么是文人
为什么是文人。
原因很简单:他缺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力量。
文人会写字,会做官,会讲道理。可他动不了手。有人欺到他头上,他能做的只有告官、写文章、找人评理。
而告官往往没用。因为欺他的人可能就是官。
所以文人一生最深的挫败,是自己明明知道对错,却没有力气执行。
侠客梦补的正是这个:一个可以动手的自己。
第二样是自由。
文人的一生是被安排的一生。读书、赶考、候缺、赴任、调任、丁忧、起复。每一步都有规矩,每一个规矩都有人在看着。
他不能随便走。他有家、有职、有上司、有名声。他一旦动了,就要负后果。
侠客身上没有这些。他说走就走,说完就做,做完就消失。
所以侠客梦补的第二样,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发的自己。
再看文学史
再看文学史。
从司马迁开始,文人就一直给侠客写传。
《史记》里有《游侠列传》。司马迁写朱家、郭解这些人,写得很动感情。他写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可天下人都愿意跟他。他写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自己家里却“家无余财”。
这些评价里有一种很明显的偏爱。司马迁自己是受了刑的人。他被权力毁过一次,所以他懂得那些不讲权力、只讲道义的人有多可贵。
从那时候起,“侠”就成了文人笔下的一个道德理想。
到了唐代,这条线变得极盛。唐人的边塞诗、游侠诗,一大批是在写“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种句子。写这些诗的人,多数一辈子在长安或地方衙门里。
到了明清,侠客进入小说。《水浒传》里那批人,本来是造反的,被写成了讲义气的。《三侠五义》里那批人,本来是替官府办事的,被写成了侠。
再往后就是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写这些的人,全是报人、编辑、文人。
文人写的侠客和真实的武人是两种东西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文人写的侠客,和真实的武人,完全是两种东西。
真实的武人,讲究的是活下来。
他练武是为了防身,为了吃饭,为了在冲突中不被打死。他的第一原则是保命,第二原则是不惹事。他不会“十步杀一人”,因为那样活不长。
文人写的侠客,讲究的是痛快。
他不太管活不活得下来。他的原则是一口气、一个说法、一句承诺。宁可死,也不肯含糊。
所以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其实是文人的道德投射,不是武人的写照。
他们身上有很重的书生气:重承诺、轻生死、讲知己、羞于计较钱。
真正的武人不会羞于计较钱。武人得吃饭。
侠客梦里有暴力
这里还有一层更黑暗的:侠客梦里有暴力。
文人一生受的委屈,很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被贬、被诬、被夺官、被抄家。这些事在现实里没有出口。你只能认。
侠客梦给了一个出口:杀。
所以武侠小说里的复仇,写得特别痛快。恶人被一剑穿心,读者觉得爽。
这个爽,其实是一种替代性的暴力满足。它属于在现实里无法反抗的人。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这没什么可羞的。幻想的功能,就是消化那些现实里处理不掉的情绪。
但得知道它是什么。它算不上正义的实现,它是无力感的出口。
文人写侠,往往写不好打
再说一个具体的现象:文人写侠,往往写不好“打”。
金庸写武功,写得很好,但他自己不会武功。古龙写决斗,写的是气氛,不是招式。梁羽生写剑法,写的是名字和意境。
这算不上缺陷,这就是文人的写法。
他们真正擅长的不是打斗,是打斗之前的那一段。
两个人对坐,喝酒,说话。话说完,动手,一瞬结束。重点全在那段对话里。因为那段对话里装的是文人的真正关切: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认什么,他肯为这个认付出多少。
所以武侠的魅力,从来不在招式。在那种“我知道我可能会死,但我还是要去”的姿态。
这个姿态,是文人最想拥有又最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说一句公道话
说一句公道话。
侠客梦也有它的问题。
它把“解决问题”简化成了“解决那个人”。
一个恶人被杀了,问题就结束了吗?没有。制度还在,下一个恶人还会来。可侠客梦不管这个。它只负责让读者痛快一次。
所以侠客梦是有毒的。它让人相信:世上的坏事是因为有坏人,把坏人除掉就好了。
这个信念很省事,也很危险。
这里不是要给武侠小说定罪。小说本身不欠谁。
可一个民族如果只有侠客梦,没有别的,那它的问题就会一直摆在那儿。
最后说一句
最后说一句。
千古文人都有侠客梦,这个“千古”用得并不夸张。
从司马迁到金庸,两千年,这条线一直没断。断不了,因为它补的是一个结构性的缺口:一个读书人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动手的资格。
所以侠客梦不会消失。
只要还有人在纸上写“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我什么也做不了”,侠客梦就还在。
它写的从来不是侠客。
它写的是一个坐在书桌前、把笔放下、想象自己站起来的人。